Libération - 20.08.2026
全球报刊态势与全景学术研判总览 — 2026-08-20
📚 第三部分：全景报刊分卷学术档案与精粹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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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板块：Newspapers - 20.08.2026
📝 核心要闻精要
- 总统选举 / 欧洲生态-绿党政治新学期：绿党在格勒诺布尔举行开学活动，亚尼克·雅多与桑德琳·鲁索就总统选举的联盟选项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 基辅报道 / 乌克兰仿制中国无人机“密奇2000”：乌克兰通过研究中国无人机生产流程开发出“密奇2000”，单价4.1万欧元，已用于袭击莫斯科及摧毁普京住所附近的防空系统。
- 政治人物 / 弗朗索瓦·帕特里亚结束政治生涯：前社会党人、马克龙心腹弗朗索瓦·帕特里亚宣布不再竞选9月参议员选举，结束长达50年的政治生涯。
- 司法/人权 / 法国国家庇护权法院（CNDA）的司法错位：卡罗琳·克内希特揭露CNDA法官倾向于要求申请人提供符合保护标准的叙事而非真实经历，导致80%的庇护申请被驳回。
- 体育焦点 / 夏季/系列 / 拳击传奇阿里与福尔曼的友谊：回顾乔治·福尔曼在45岁重夺重量级冠军的经历，以及他与穆罕默德·阿里在职业竞争之后建立的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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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M 00135 - 320 - F: 3,00 €
3 € 首版。第14018期
2026年8月20日 星期四
www.liberation.fr
体育焦点
FTE
坎特中央
图卢兹 酒店 宠物狗 假期 含
第22-23页
第6-7页
亚尼克·雅多与桑德琳·鲁索。图片：让·阿拉尔与克索贝·布扎斯。曼斯·卢卡斯
解放报
格吕克斯曼还是梅朗雄
何去何从？
生态党将于本周四在其格勒诺布尔根据地举行新学期开学。尽管玛丽娜·通德利耶目前仍是该党总统候选人，但亚尼克·雅多与桑德琳·鲁索在《解放报》上捍卫两种截然相反的联盟选项。第2-5页
比利时 3,20 €。法国海外省 3,80 €。西班牙 3,60 €。希腊 3,50 €。卢森堡 3,20 €。摩洛哥 32。葡萄牙（大陆）3,90 €。瑞士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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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选举
《解放报》 2026年8月20日 星期四
经济专栏
作者： 亚历山德拉·施瓦茨布罗德
迷失
在这个气候末日般的夏末，绿党本应理所当然地以团结一致的强势姿态迎接政治新学期。他们因早早就气候失调、大火、干旱、缺水、强制移民或农药等问题发出警告而信心倍增。他们本应成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提案力量。我们可以指责他们很多事，但过去几十年来他们确实完成了工作——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发出警告，对我们即将撞上的这堵墙敲响了警钟。然而，他们并没有。在这个高风险的总统选举中，他们以分裂、迷失和前所未有的脆弱姿态迎接竞选活动。卡夫卡或许会喜欢这样的场景。只需读一读我们收集的两位生态党重要人物的采访，你会难以相信她们竟在同一个政党内共事。
作为丹尼·科恩-本迪特的前战友与2022年总统候选人，亚尼克·雅多承认生态党有义务重新塑造自己，但他认为这应在“社会生态阵营”内实现，大体上与拉斐尔·格吕克斯曼为伍——如果他周日晚上确认参选的话。 “政治生态必须选择要建设哪种左派：政治澄清的时刻到了，”他对我们说，“如果有人想加入梅朗雄，那悉听尊便！”她会当真吗？尽管桑德琳·鲁索承认生态党因自身不团结而“陷入困境”，但这位2022年绿党初选决赛选手更想推翻一切，设想一个另类社会，简而言之，就是倒向不屈法国。 “我们再也没有时间保持礼貌了，”她放话道，我们也信她。那么，活动人士呢？选民呢？生态斗争呢？目前，当房子着火时，每个人都在各自为战。
2027年总统大选：绿党陷入两难困境
在统一初选失败后，绿党将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抉择。为避免分裂，他们的领导人玛丽·通德利耶目前仍维持总统候选人资格，而绿党的夏季研讨会正在格勒诺布尔举行。
作者：吕西·亚历山大
这个讽刺极其残酷，宛如一出古希腊悲剧。在2026年夏天，即使是对政治最为失望的法国人也无法不关注气候变暖问题。在热浪耗尽——甚至夺去——无数生命的同时，野火肆虐全国，美好的夏季沦为炼狱。距离法国政治中的王者之战——总统大选——不到一年，公众前所未有的生态焦虑高涨，本应让绿党领袖玛丽·通德利耶的候选资格受益。然而，在整个暑假期间，她不遗余力地抨击政府在从日食到高温再到森林大火等所有议题上的准备不足。最终，她在7月18日（周二）致函马提尼翁宫，敦促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在新学期召集“所有政界和议会力量”，就能够纳入2027年预算的气候危机应对方案展开讨论。然而，绿党今天在格勒诺布尔开启的夏季大学（活动将持续至周六）却笼罩在相当恶劣的氛围中。统一初选的惨败，最终
2019年：绿党错失重塑左翼的机遇
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不错成绩后，欧洲生态绿党本有机会在三年（即2022年总统大选前）重组一个以社会与生态为核心的政治空间。然而，自此之后，这一窗口已然关闭。
法国绿党是如何沦落至此的？在2022年总统大选中，他们有两位候选人——亚尼克·雅多是此前欧洲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候选人名单的首位。尽管该党领导层与活动人士付出了真诚努力，但自1984年成立以来，其政治生存从未像面临2027年总统大选时这般岌岌可危。该党领导人或许会回应称，多年来我们这些媒体——如同对法国共产党的报道——早已预言其消亡。然而，多年来绿色理念依然持续渗透法国左翼。但此时此刻，他们本应成为（至少）法国左翼政治版图中的多数派，却仍深陷少数派的困境。
物理规律。这颗绿色星球过于弱小，无法抵御两股力量的吸引：一边是让-吕克·梅朗雄领导的不屈法国星系，另一边则是正在重组的中左翼新星——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后者已从2017年以来始终被马克龙势力所吸引的中左翼中解放出来。政治亦如物理，法国绿党的失误在于未能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上台后，基于自身立场成功重塑左翼。诚然，亚尼克·雅多曾在贝诺瓦·阿蒙背后退让。后者凭借6,5%的得票率未能让其创立并交由他人打理的"一代"运动成为社会与生态重组的基石。诚然，2017年他们在国民议会中被完全排除，而不屈法国进入竞技场时拥有17名议员，社会党则勉强保住30席。但问题恰在于此：在一个仍在建构且过于激进的不屈法国，与一个正在滑向自由主义并令环保议题失望的新兴马克龙主义之间，欧洲生态绿党（彼时的名称）本应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后冒险进行"重塑"。在该次选举中，亚尼克·雅多及其名单位列第三（13,48%），在左翼中排名第一，远超不屈法国（6,31%）和由拉斐尔·格吕克斯曼领导的社会党（6,19%）。为备战2022年总统大选，绿党本应在此时成为新左翼力量的缔造者，最终成为中心。他们本不应自视为"左翼新王"，而应成为左翼新时代的先行者。政治空间就在那里。绿党当时拥有足够的力量迫使社会党在其与马克龙之间做出选择，并吸引彼时已对其领导人做法心存疑虑的不屈法国人物。
结论。
绿党本应借助当时气候游行的社会力量来启动自身动能。诚然，他们也曾尝试——理所应当地——重启“大型初选”的构想。但他们本应超越党内机制的纠葛，切实致力于打造一支庞大的社会与生态力量。他们本应敢于终结那些源自20世纪的遗产政党。然而，机遇之窗已然关闭。2027年，让-吕克·梅朗雄凭借“实用投票”策略蚕食左翼，为“气候世代”提供了政治出口，如今又为“加沙世代”的示威者提供出口。在总统大选中跌破5%门槛后，绿党只能像社会党一样，接受不屈法国党的立法协议以挽救颓局，重获国民议会席位。为保住欧洲议员，他们未能在2024年欧洲选举中开放胸襟，令格吕克斯曼得以扭转左翼内部力量对比——绿党与社会党之间。于是，尽管绿党竭力维系左翼团结，最终仍沦落至此。
在7月9日社会党党员投票中被埋葬的她，将其核心立场压缩为一个危险的钳形态势，在拉斐尔·格吕克斯曼与让-吕克·梅朗雄两股不可调和的左翼势力挤压下。随着春季临近，党内面临分裂风险，局势岌岌可危。
这一“碎核桃机制”由不屈法国领袖早已理论化，他将于周日在德龙省沙托讷夫召开的运动营地闭幕式上阐述。另一方面，格吕克斯曼数月来私下表示，要“逼迫绿党在社会民主左翼与不屈法国之间做出选择”。显然决意在周日晚间TFI 20点档新闻中“登上开学照片”，公众领域领袖可能正式宣布竞选总统，并参与社会党初选。
方向僵化
在绿党总部内部，玛丽娜·通德利耶的反对派趁虚而入。巴黎市议员、主张与不屈法国结盟的桑德琳·鲁索近日频频上镜，要求“明确政治路线”。同样来自首都的参议员、2022年总统选举中身披绿党战袍的亚尼克·雅多则宣布在《解放报》上发表“重建社会-生态学倡议”，拟与社会党达成协议并排除让-吕克·梅朗雄（详见本报第4、5版专访）。该文本今日将公开，明晨格勒诺布尔的媒体见面会将进行后续解读。但这些举措不足以撼动绿党领导层，后者目前仍面无表情。党内活动人士已在7月初的咨询中批准玛丽娜·通德利耶参选，且其退出并不在议程上。“这个炼狱般的夏天表明，这个国家需要政治生态学，”其幕僚如是辩解。坚信左翼人民渴望团结的她，40岁生日（本周日）当天仍未偏离航道，并于8月16日发函呼吁“与左翼各方重新对话”，“不设排除”。然而，迄今无人响应，除“站立起来！”（弗朗索瓦·鲁芬的政党）外。尽管格勒诺布尔绿党由其姐姐洛朗斯·鲁芬领导，鲁芬的到来仍是周三前的未知数。“这封信只是拖延时间，避免直面问题，”一位绿党议员恼怒道。此时，党内机构已分裂为三条路线：坚持绿党自主到底、与格吕克斯曼达成协议，或与不屈法国交易。
示意行动
虽然党内干部普遍反对这一最后的选项，但相当一部分议员却对不屈法国党的示意行动颇为动心，原因在于他们的选区位于城市地区，而让-吕克·梅朗雄的部队在这些地区得票率颇高。国民议会生态党团主席西里埃尔·沙特兰明天中午将现身阿姆菲斯论坛，与不屈法国党欧盟议员马农·欧布里、视频博主Usul以及反全球化组织Attac发言人拉斐尔·普拉多一同参与辩论。不屈法国党议员如阿德里安·克卢埃、欧莱莉·特鲁韦或奥雷连·勒科克届时也将出现在绿党阵营中。社会党第一书记奥利维耶·福尔也将于周六造访格勒诺布尔。不过，前不屈法国党统一派系成员克莱芒蒂娜·奥坦和亚历克西斯·科尔比埃将因被留在图尔参加他们自己政党《之后》的集会而缺席。这再次证明统一初选早已成为过去式。
左翼开学季的步骤
左翼：预热阶段
一切就绪。绿党和不屈法国党今日启动左翼开学季的序幕，前者在格勒诺布尔，后者在德龙省。共产党人和前不屈法国党成员将于本周末分别在图卢兹和图尔集会，社会党人则将在下周末接力于布卢瓦。弗朗索瓦·奥朗德将于8月29日绕道桑斯，在让-米歇尔·布朗凯家中与爱德华·菲利普展开辩论。几乎所有人（或大部分人）将于9月11日至13日齐聚《人道报》节。其他人则将于9月19日前往奥德省卡罗尔·德尔加的地盘。
2026年8月20日《解放报》
雅尼克·雅多
「有些人想要加入梅朗雄？那好吧，祝他们好运！」
2022年总统候选人再次重申其反对与不屈法国结盟的立场，并发起一项跨党派「社会-生态」集结的倡议，但尚未明确支持拉斐尔·格吕克斯曼。
与欧洲生态绿党领导层的「连接策略」意见相左，2022年总统候选人雅尼克·雅多在接受《解放报》采访时宣布启动一项倡议，旨在「以社会-生态为核心重塑左翼」。这一集结行动排除了让-吕克·梅朗雄的不屈法国。
作为一名生态主义者，您如何评价这个酷暑带来的影响？
这是一个对个人造成创伤、并令社会发生转折的时刻。气候混乱冲击着每一个人，尤其是最脆弱的群体，甚至沦落到被迫栖身于无法居住的住所。如果我们再不行动，情况将进一步恶化。过去那种「夏天是休息、轻松时光」的想法已不复存在。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逝去的生命、筋疲力尽的身体、被焚毁的房屋、被摧毁的自然和农业。
「后疫情时代」不能变成比「疫情前」更糟的局面——一个气候怀疑主义盛行、政府与右翼仍在否认现实的世界。好消息是，我们拥有摆脱化石能源、适应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能创造就业、提升购买力并重振工厂。我们需要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让社会动员起来，将震惊转化为集体行动。
但要改变现状，左翼必须赢得总统选举……然而，在让-吕克·梅朗雄一意孤行、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坚持己见、马琳·通德利耶和弗朗索瓦·吕芬（或许还有法比安·鲁塞尔）纷纷宣布参选的情况下，左翼难道不是已经输掉了吗？
我感到震惊的是，部分左翼人士认为总统选举已然输掉。我听到他们已在为失败后的内部清算做准备，逃避一切责任。当我们知道这种全左翼联合根本不可能实现时，仍继续制造这种幻觉，无异于放弃抵抗极右翼的胜利。我既无法接受气候混乱，也无法接受民主的崩溃。
您是否在指责马琳·通德利耶？上周她呼吁左翼「无条件」展开对话，试图在2027年实现团结？
正是如此。这不仅混淆了价值观，更加剧了幻想与放弃。生态主义者今天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应构建怎样的左翼，才能真正为国家服务并击败极右翼？我的信念是，它必须是欧洲的、国际主义的、民主的。反欧洲民族主义、对独裁政权、被压迫人民、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选择性愤怒，将让让-吕克·梅朗雄与生态主义价值观背道而驰。因此，我发起「团结社会-生态」倡议，旨在重塑左翼：这是一场呼吁在政党内外、所有认同社会正义与生态紧迫性的人们团结起来的运动，为2027年带来希望与胜利。
这是一个倡议？具体指什么？
这不是一个新的政党，而是一个跨党派的集结行动，旨在超越现有机构，构建能够应对当下与未来挑战的左翼力量。我们生态主义者有义务重新创造自己。诚然，我们在气候预警、从欧洲议会到各市镇的行动中，为气候、生物多样性与社会正义做出了贡献，但选举成果仍不尽如人意。
我们必须进行真正的思想与政治融合。如果我们无法在2027年及以后创建这股运动、这股政治力量与这场团结，我们将在面对极右翼——他们正试图用推土机般的力量粉碎社会契约与共和公约——时彻底变得无用。
您已与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并肩数月。您甚至在六月出席了他在欧贝维利耶的集会。您为何还未加入他？
我将毫不含糊地支持最佳的社会-生态候选人。但目前，桌上并无此人……若我真想加入某个阵营，早就做了。我是生态主义者，我永远是生态主义者！
您指出与让-吕克·梅朗雄存在不兼容之处，但与社会党人也同样如此——尽管您仍考虑与他们合作……比如核能、A69高速公路，某些社会党重要成员仍在捍卫这些议题……
我曾批评过这样一股左翼：当权时对变得野蛮的资本主义打击得过于软弱，至今仍保留着某种产业至上主义的诱惑。当下的关键不在于我们从何而来，而在于我们想共同创造什么。我不会将A69高速公路——我曾反对它——与乌克兰、反犹主义和欧洲相提并论。在核能问题上，必须找到妥协。但所有人都已从这个夏天与中东冲突引发的石油危机中理解到：绝对优先事项是部署可再生能源、房屋隔热、可逆式热泵、电动交通与农业生态学。
考虑到生态主义的重要性，绿党是否可能在下届总统大选中没有候选人？
这次，生态政治无法承载整个左翼，甚至无法承载部分左翼。我为此深感遗憾。
但倘若绿党没有候选人，生态主义就该从竞选中消失吗？显然不是。数月来我一直为此而战。团结社会-生态主义，就是确保生态主义成为新的民主左翼的核心。
您如何看待您的政党在七月公布的纲领？您认同其中的内容吗？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很积极。我批评过近两年来基础被弱化，所以当工作完成时，我不会仅仅鼓掌。生态主义者似乎因总统大选而深度分裂：有人想加入让-吕克·梅朗雄，有人主张独立参选，还有您这样希望与社会民主党人建立联盟的人。难道党不会面临分裂风险？生态政治是否会就此消失？
生态政治的消失始于它放弃了对思想与方案的领导，转而扮演左翼诸党的联络人——在社会党与不屈法国之间充当润滑剂，优先考虑单一候选人，再搞一场连其设计者都不相信的初选。现在，我再次重申：生态政治必须选择它想要建设的左翼。澄清的时刻到了……若有人想在2027年加入梅朗雄，那祝他们一路顺风！
倘若绿党的 activists 与领导层决定在2027年站到让-吕克·梅朗雄一边，您会退党吗？
我是欧洲生态的创始人之一。若真到了那一步，我会立刻离开……
包括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在内的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正考虑与部分中间派对话。您认同这种策略吗？
我读过拉斐尔·格吕克斯曼的书，也参加了他在欧贝维利耶的集会。他的演讲立场鲜明地扎根于左翼，毫不含糊，且其生态承诺无可争议。我看不到所谓“中间派联合”的任何踪影。看到社会党负责人重拾“法兰西不屈”那套可悲的“右翼化”诉讼手段，我深感痛心。
您认为与“法兰西不屈”的任何联盟都必须被禁止吗？包括在立法选举中，在极右翼可能赢得总统大选的背景下？
与“法兰西不屈”的决裂已成定局。当我听到梅朗雄在公共辩论中粗暴对待他人、抨击欧洲项目、声称必须重启与俄罗斯的输气管道、主张应与“并非独裁”的中国结盟时，这简直无法接受。因此我呼吁生态主义者拥抱社会-生态学。
采访：吕西·亚历山大
《解放报》 2026年8月20日 星期四
5
桑德琳·鲁索
「如果不屈法国想赢，就必须开启对话」
这位生态主义女议员呼吁在2027年建立「联盟」，纳入不屈派。目前她并未提及个人加入的可能性。
一年前，她是唯一一位受邀参加不屈法国夏季大学的生态主义议员。今年，她没有收到任何邀请。如何解释这一变化？2022年绿党初选的前决赛选手从未隐藏过她与让-吕克·梅朗雄支持者所展现的激进立场。但目前，桑德琳·鲁索并未显现为即将被争取的对象，反而似乎更倾向于推动不屈派与左翼其他派别达成协议，通过与生态主义阵营制定一项协议。她认为，这一联合首先需要通过基础工作，厘清在国际问题或生产主义等议题上的分歧。
在热浪与山火肆虐之际，您如何评价这个如同末日般的夏天？生态崩溃已经开始。上世纪90年代末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还认为各国政府未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们没有预见到气候变暖。而今天，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却依然无人作为。这引发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会毁灭人类吗？我感觉自己仿佛生活在《别抬头》那样的反乌托邦电影中。在电视节目里，人们讨论的却是空调。这种否认的程度令我震惊。
需要从中得出哪些政治结论？
我们不能再玩弄小把戏，必须摆脱生产主义模式。必须果断行动，并承担起建设另一种社会的责任。我们已没有时间再讲客套话。今年夏天，道达尔能源宣布实现110亿欧元利润，该集团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五家企业之一。在一个理性的国家，我们本应提议将道达尔国有化，因为气候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这家企业。我们应当认为它是危险的，将其国有化以控制其活动，并逐步减少石油开采。
尽管面临这样的背景，我们仍然感到左翼整体——尤其是生态主义者——无法在辩论中发挥重大影响。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在2024年立法选举期间，我们在「新人民阵线」框架下团结一致时，曾被倾听，甚至曾创造希望。如今，我们却被自身的分裂所拖累。这使我们的潜在选民面临困境，而非为他们提供出路。在战略层面，生态主义者领导层的左右摇摆令人目眩；而在实质问题上，我有时感觉我们未能承担起当前崩溃所要求的激进性，仿佛这还不够「总统化」。这一切都削弱了我们的信息传递，并压制了任何动能。
然而，您的全国书记马琳·通德利耶最近在《周日报》中曾表示，她已准备好「与左翼所有派别重新对话」，这意味着有可能与让-吕克·梅朗雄及其支持者重启对话。
这是对我们与其他人共同开展的内部工作的回应，但我担心这只是为了赢得党员的时间而做出的一个让步，以等待社会党初选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在参议员选举中的协议——这是第二次——排除了不屈法国，转而支持社会党人埃莱娜·若弗鲁瓦（前沃克斯昂维兰市长）这样的人，她的立场是拒绝任何左翼联合。在这封[党内致其他左翼力量的]信件背后，我们强化了“非梅朗雄左翼”的荒谬概念。如果党的方向是与社会党内的“右派”结盟，那么他们就应该坦承并展开辩论，但我已经受够了这种有意制造的迷雾，它让整个党变得无法被听见。
您不再将社会党人视为潜在盟友了吗？
在这个夏天过后，我确信一件事：社会党内鼓吹无谓且污染环境的大型工程，比如A69高速公路，我绝对不支持。但我也不会像不屈法国那样将所有社会党人一概而论。情况比这复杂得多，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分寸。我认为社会党内有一个左翼派别，希望推动生态转型，并有资格参与联合。今年夏天之前，您在《解放报》上还表示永远不会支持拉斐尔·格吕克斯曼。您现在为何还在等待加入让-吕克·梅朗雄？
我不想投靠他人，我要在党内奋战，以构建一个有望在2027年胜出的联盟。我希望这个选项存在，并通过党内投票进行讨论和决定。
至于不屈法国，我向他们提问：他们真的想围绕让-吕克·梅朗雄建立联合，还是仅仅想让我们在其旗帜下集结？这并不相同，且他们的做法在这一点上并不明确。如果不屈法国想要胜出，就必须开启对话，因为我们在联盟中会更强大，而非通过投靠。
与不屈法国的接近能否在没有明确条件的情况下实现？在对华关系、台湾问题、乌克兰战争或欧盟等议题上，绿党的立场与他们并不一致。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开展真诚且雄心勃勃的讨论。在国际冲突背后，有资源争夺的问题。我也希望与他们讨论欧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在这个极端事件频发的时代，欧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建立一支庞大的民事安全力量。我们还必须探讨债务问题、欧洲央行、共同农业政策以及欧洲治理。
此外，我认为不屈法国在增长问题上存在模糊性。他们是想摆脱这一模式，还是仍然坚持再分配逻辑？我也想质疑他们对技术的态度，因为我们正经历人工智能的兴起。他们是否在崇拜技术进步？我们需要做大量基础工作，可以确认分歧，但绿党领导层的态度阻碍了任何平心静气的辩论。对社会党也是如此，联盟讨论中几乎从未触及根本问题。社会党捍卫的农业模式和增长模式是什么？这些众多问题总是被放在次要位置。但如何设想与一个经常被指控反犹的政党结盟？同样，我们应在讨论中直面这一问题，而非回避或逃避。
让-吕克·梅朗雄采取的语调适合您吗？这是正确的策略吗？
这不是出于对“不屈者”的迷恋，我呼吁与他们汇聚，而是因为他们承载着一个与现有体制决裂的政治项目——这一体制正将我们推向死亡边缘，并制造着社会与生态危机。同样，我感受到他们具备掌控力量对比的能力，而这往往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所缺乏的。
七月中旬，你们的政党公布了一份超过20页的新纲领。您认同其中的内容吗？
这是一项庞大的综合性工作，但我们该如何利用它？其意义本应在于推动与左翼伙伴的接近，但这封信中并未为严肃的纲领性交流设定任何具体框架。
采访：吕·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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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解放报》2026年8月20日
乌克兰 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昔日忠臣欲挑战泽连斯基
曾任总统战略师并在上次改组前担任明星部长的他，在被解职一个月后（7月15日，总统经历了一次灾难性的内阁改组）与导师泽连斯基彻底决裂，并公开要求实施「新社会契约」和举行选举——这一话题在乌克兰社会引发分歧。现如今，这位35岁的年轻而雄心勃勃的技术官僚公开站到了国家元首的对立面。
某些人将此视为七年来的危机；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种解放。在担任泽连斯基的数字化战略顾问，后又出任国防部长后，米哈伊洛·费多罗夫于7月15日被解职。此次改组对泽连斯基而言可谓灾难性的。失意但斗志不减的他，于周二发布了一段长达十分钟的视频，其风格与昔日泽连斯基如出一辙：一场要求「恢复民主进程」及举行选举的演讲——在乌克兰，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如果战争持续数年，国家该如何运转？」费多罗夫质问道。「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安全且可行的法律机制，使乌克兰能够全面恢复民主进程。我们不能让普京决定乌克兰人民何时选举自己的领导人。」
随即，费多罗夫抨击了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尽管屏幕上未出现泽连斯基的面孔，但他展示了其昔日心腹安德烈·叶尔马克及现任总统议会党团领袖大卫·阿鲁哈米亚的照片——两人均被指包庇腐败。「有一件事令人难以永远忍受：当有人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时，后方却有人在偷窃。」这名前任部长继续说道。他阐述了通过战场「无人机化」与「机器人化」来结束战争的愿景，并强调了实施「新社会契约」的必要性。「公民（必须）信任国家，国家也需对公民坦诚以待。」他反复强调，「一个制度强于家族姓氏、成果重于忠诚、真相重于政治舒适的国家，腐败不会偷走我们的未来。」
在这场严厉的抨击中，这位崭露头角的政治家对七年来自己曾身处其中的体系发起猛烈抨击——若泽连斯基未将其解职，他或许不会以如此方式表达不满。况且，所有人都认为他在国防部长一职上表现出色。因此，此举的政治时机引人深思。
《解放报》 2026年8月20日
《一场巨大的蠢事》
周二晚间，当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时，甚至连一些支持费多罗夫的人也感到尴尬和不安。费多罗夫的声望今年夏天急剧上升，以至于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假设的总统第二轮选举中，他将击败泽连斯基：64%支持费多罗夫，36%支持现任总统。"如果在和平时期我必须投票，我可能会投票给费多罗夫，但呼吁在全面战争期间组织选举是一个错误，"记者奥列克西·索罗金立即回应道。"乌克兰现在不可能举行选举，国家毫无防备，这只会让一个脆弱的国家进一步动荡。"
周三，在独立广场地铁马伊丹站出口处，23岁的大学生阿廖娜·尼基坚科陷入了沉思。"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部长之一，我支持他的改革、现代化和社会数字化政策，我认为解雇他是一场巨大的蠢事，"这位年轻女子说。她曾多次参加支持被解雇部长的集会。"但我不确定是否支持他挑战泽连斯基的意愿。也许将来会，但我认为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在全面战争期间无法承受举行选举的后果。"
两种野心
许多人指责泽连斯基，认为他应对这一局面负责，通过临时改组政府来弥补漏洞，避免被丑闻波及，并将费多罗夫等有潜力的竞争对手排挤出局，使总统免受威胁。"泽连斯基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对手，而且不是一般的对手：一个效仿他自己策略的人，"《基辅独立报》主编奥尔加·鲁坚科评价道。"米哈伊洛·费多罗夫的立场让人想起泽连斯基2019年对阵波罗申科时的策略。原因很简单，费多罗夫曾协助泽连斯基制定这一策略。"
周三，米哈伊洛·费多罗夫重返国防部长职位的最后希望破灭，因为乌克兰议会以压倒性多数批准了叶夫根·赫马拉的任命。赫马拉曾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是该国精英特种部队的前指挥官。这一任命表明议会中并不存在反对泽连斯基的叛乱。然而，"费多罗夫的视频声明标志着他进入反对派阵营，局势正在升级，"彭塔中心政治学家弗拉基米尔·费先科指出。他预测费多罗夫与泽连斯基体制的冲突将日益加剧，并认为"战争时期内政的一个全新阶段已经开始"。
大多数乌克兰人反对在战争期间举行选举，但面对强烈的表达需求，这种共识正在逐渐瓦解。两种野心正在交锋。"费多罗夫无法也不愿等待，他本身与泽连斯基非常相似，将以同样的方式与之对抗，"弗拉基米尔·费先科预测。作为数字技术的倡导者，这位前部长可能会提出替代投票方式，如通过"Dila"——"智能手机中的国家"应用进行远程投票。这是一场未知的尝试，但这位三十岁出头的政治家拥有深厚的支持基础：那些从未在有生之年投票过的乌克兰年轻成年人。
中国制造无人机“米奇2000”偷袭俄罗斯
2023年，当中国拒绝转让一款远程无人机技术后，乌克兰团队秘密复制其生产流程，自行制造出“米奇2000”无人机，该机型正在俄罗斯战场肆虐。
盛夏时节，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显著加强，符合基辅当局“远程制裁”战略。除多处军事和后勤一级目标被命中外，8月7日，一架外形极具空气动力学特征的自杀式无人机——三角翼加鸭式前翼布局——重创正驶向黑海新罗西斯克港的俄罗斯货轮“纳杰日达”号。该机型外形与伊朗设计、俄军改装的“Shahed”无人机极为相似。很快，这种新生无人机的秘密浮出水面：它就是“米奇2000”，其血统并非哥萨克式，而是……中国制造。
起源。乌克兰安全部门（SBU）下属精锐特种作战部队“阿尔法”行动中心于8月首次披露其存在。原因显而易见：自夏季起，该部队是乌克兰唯一使用“米奇2000”的单位。其名称源于乌克兰语中“剑”之意，数字“2000”则代表其最大航程（2 000公里）。“米奇2000”是翼展2,5米的飞行器，时速160公里，可携带高达60公斤炸药。作为乌克兰远程无人机家族的一员（同类机型还包括“Luty”（“狂怒”）、“Bober”（“河狸”）、“Peklo”（“地狱”）、“Palianysia”（“面包片”）及FP-1），“米奇2000”不再仅攻击固定坐标，还能像捕食者般锁定并猎杀移动目标。
这种无人机的奇特起源由乌克兰媒体《乌克兰真理报》的军事科技专栏“Oboronka”披露。其诞生地并非车库或设计室，而是位于万里之外的一家中国工厂。2022年秋，俄罗斯首次用从伊朗进口的“Shahed”无人机（部分由德黑兰政权操控员驾驶）轰炸基辅。2023年末，一支乌克兰无人机工程师和开发者团队赴华，寻找可直接用于军事的现成民用无人机。乌方在香港附近发现一家生产中国“ZTK-150”无人机的工厂，其性能与“Shahed”相对接近。
“我们观察了所有生产流程，并与中国中间商进行了数天谈判，直到他们提出直接出售无人机技术，让我们在乌克兰自行生产。”《乌克兰真理报》援引该团队一名成员的话称。当时乌克兰已在使用中国“Mugin-5 Pro”无人机对抗俄军阵地。但2023年夏，北京突然大幅收紧民用无人机出口。总部位于香港与深圳之间（全球民用无人机制造核心区域）的ZTK Drones公司拒绝技术转让，令中间商颇为失望——他们甚至邀请乌方参加飞行培训，而此时乌方已在寻找其他供应商。
版本
“我们去那里是为了教乌克兰飞行员操作中国无人机，同时在培训期间，我们拍下了工厂里的一切——从无人机生产流程到货架和柜子的摆放，无所不包。”一名前实习生回忆道。团队返回基辅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以在中国拍摄的内容为蓝本，建起了一座工厂和多个车间。由此诞生了“密奇2000”无人机，首次测试是在2024年秋季。该型号共开发出8个版本，可选择模拟、数字或星链卫星通信模式，并配备不同尺寸的油箱。
经过改造后，密奇2000几乎与最初的中国原型机别无二致，仅外观依然相似。甚至价格也有所调整，为48 000加元（41 000欧元），比中国原型机便宜2 000加元。密奇2000年产量仅6 000架，仅用于特定目标，但已参与对莫斯科的袭击、在圣彼得堡附近攻击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并摧毁了梁赞附近一家Wildberries的物流中心，以及恩格斯军用机场的一架图-95MS轰炸机。更值得一提的是，密奇2000还摧毁了围绕弗拉基米尔·普京位于古连季克的奢华巢穴的防空系统电子设备。对一架中国无人机的仿制品来说，这成绩着实不俗。
基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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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解放报》 2026年8月20日
预算
政府放出大量试探气球
正值马克龙时代最后一份财政法案准备工作加速推进之际，关于消化债务的种种方案大量在媒体上泄露。这是今年夏天爱丽舍宫常用的手法——在让舆论逐步适应坏消息的同时，也能测试反对派和工会的反应。
撰文 瓦莱丽·阿科
这是2026年夏天在贝尔西发生的现象。随着2027年预算审查日益明确，经济部在媒体上不断放出拟议中的不受欢迎措施和其他苦口良药，试图扭转公共财政状况。今天是对最富裕退休人员养老金部分去指数化的猜测，明天则是对家庭政策支出的严厉紧缩，更不用说对各种税收优惠的全面削减……（详见下文）。
在政治传播学中，这被称为“试探气球”。这种经典手法今年夏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前爱丽舍宫通讯顾问加斯帕·冈泽尔表示：“今年确实有很多此类泄露，因为政府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的预算。预算越困难，泄露就越多。”拉博勒市（大西洋卢瓦尔省）市长、共和党人弗兰克·卢弗里耶附和道：“这是个好技巧，尤其是对付最具争议的议题。政府有理由大量使用试探气球。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措施最终能否落地。”他曾在爱丽舍宫为尼古拉·萨科齐掌管通讯多年，也曾在贝尔西任职。
“把它扔进海里，看看什么会浮上来”
因为通讯人士青睐的这套做法，其核心目的就是为民众心理做准备。加斯帕·冈泽尔指出：“现在我们看到他们想让舆论接受养老金下调。”为达目的，政府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早在春季，中小企业部长就
《解放报》2026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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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改革、税收政策……在2027年之前，政府权衡各种假设
对于政府而言，现在是做出裁决的时候了。在最严肃的备选方案中，包括针对个人的社会支出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削减。
不如星座般美丽，今年夏天的夜空中飘荡着多少探测气球。马提翁宫（Matignon）满怀希望能在9月30日——即10月首个周二截止日期前一周——让预算法案在国民议会通过，现在必须从今夏散布的所有——并非特别新颖——方案中做出抉择。这项任务绝非易事。预算事务似乎从未像今年这个总统选举年一般遥遥无期。春季选举使政治辩论两极化，而公共债务自2008年以来已达历史高位，政府的财政回旋余地日益缩小。
根据《世界报》的信息，公共赤字削减目标将定为GDP的4.9%，但政府拒绝证实这一数字。这一目标看似温和，但对政府而言可能极为雄心勃勃，因为其2026年5%的目标正日益化为泡影。为在2027年达到4.9%，根据7月中旬向政府提交的一份四位经济学家报告，至少需要筹措280亿欧元。
根据最新工作假设，政府再次倾向于优先考虑针对个人的节支措施。
政府未等预算方案最终敲定，就已着手削减社会支出。
在强制性税收方面，贝尔西（Bercy）主张“稳定”，并承诺初始方案不提高企业或个人税负，但税收可能通过追踪“税收支出”间接增长。
棘手方案。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老调，它总是与议会辩论的壁垒相撞：税收优惠政策，其“有效性”必须“质疑”，财政部长承认。政府正盯上研究税收抵免（2026年80亿欧元）、家政雇佣税收抵免（2025年680 亿欧元）或杜特雷尔协议（55亿欧元），后者旨在减少企业传承的税负。作为探测气球家族的最新成员，对股票储蓄计划（PEA）的收紧措施已直接登上《费加罗报》专栏。某些未能充分惠及欧洲企业的基金可能不再有资格享受PEA的优惠税制，该制度在五年后免除股息和资本收益的所得税。
但贝尔西将重点放在削减社会支出上。最严肃、最受关注且最棘手的方案是：部分取消对富裕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指数化调整。这一提议自2024年以来（以不同形式）年年重提，并由罗兰·莱斯居尔（Roland Lescure）在《解放报》上正式重新提上议程。「方案尚未敲定，但这显然是我希望我们审查的方案之一，前提是保护中低收入退休人员」，经济部长确认道，但尚未透露任何关于取消指数化调整的具体水平或“富裕退休人员”的定义。8月中旬，财政与社会事务督察总署的一份报告建议在短期内通过家庭政策节省25亿欧元，该报告“泄露”至《回声报》。
未得到满足。
在最具爆炸性的措施中，包括取消中学和高等教育学费减税、对单亲家庭的税收优惠实行五年期上限（该优惠比普通税制更有利）、调整家庭补助金标准，或将父母收入纳入计算个人住房补贴。据罗兰·莱斯屈尔（Roland Lescure）称，这些提案将被“研究”，但他断然表示“现在讨论这个话题还为时过早”。
但这些方向已足以确认政府的基调。在预算案尚未最终敲定之际，马提翁府（Matignon）已通过法令将医疗免赔额上限从每年100欧元翻倍至200欧元，并削减2027年医疗保险四个支出项目的报销比例（药品、牙医诊疗、个人医疗设备——如绷带或夹板——及医疗运输），以节省14亿欧元。政府仍觉未尽兴。医疗保险现已计划降低理疗费用的报销比例。
伊斯梅里·韦尔涅（Ismérie Vergne）
前商业与手工业部长塞尔日·帕潘（Serge Papin）曾表达过希望将月退休金超过3 000欧元者的养老金指数化解除。随后，财政部（Bercy）近几周接连有相关文件在媒体上“泄露”。
直到经济部长罗兰·莱斯屈尔（Roland Lescure）周四在《解放报》采访中确认该问题值得讨论。政府对这一措施的高度敏感性——甚至可谓“爆炸性”——有着充分的认知，这一渐进式试探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塞巴斯蒂安·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的两位前任弗朗索瓦·巴鲁（François Bayrou）和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均曾为此举步不前——最终却因触及退休人员钱袋而倒台。必须承认，这一群体投票率极高，因此各政党对其格外宠爱。
此次，该提案仍未获得一致支持。远非如此：共和党（LR）、国民联盟（RN）及左翼——甚至工会——都抓住这一话题大加抨击。就连（已消亡的？）中间派阵营内部也出现分裂，前欧盟专员蒂埃里·布雷东（Thierry Breton）将其斥为“非常糟糕的主意”。
如此众怒是否会迫使政府急刹车？“并非因为反对声浪大就必然放弃，”加斯帕·冈泽（Gaspard Gantzer）解读道，“目的是更好地衡量力量对比。这能让一个技术性极强的议题引起关注，更能测试工会组织和反对派的抵抗力。”或如弗兰克·卢弗里耶（Franck Louvrier）所言：“这是实时民调的最佳形式。而且无需成本。就像一张渔网：撒向大海，看看能捞上什么。”
更妙的是，这种做法还能避免后撤：“试探气球的另一好处是避免后撤。这是一种安全网：你可以收回想法，因为它尚未官方化，”前萨科齐“形象顾问”如此强调。
他还回忆起2003年，菲永（Fillon）与萨科齐在延迟退休年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前者坚持至少62岁，后者仅主张61岁——他便将62岁方案在媒体上披露。最终，我们还是实施了62岁方案，但当时大家心知肚明，再提高年龄几乎不可能。
「大家一直都这么干」
试探性的风球在内阁改组期间也层出不穷。媒体会公开潜在的部长人选名单。萨科齐本人也乐于主动向报界放风，并私下解释称这是「淘汰那些被曝光的候选人的好方法」。「但大家一直都这么干！」弗朗克·卢弗里耶反驳道，在他看来，这种做法还能「看清谁已经被判定为不合格。万一有人的黑历史被翻出来，就更是如此」。
这种做法并非近年才有。但近些年已大为泛滥。「二十年前，这不是试探性风球，而是泄密。消息不一定来自贝尔西（财政部），而是来自参与部际会议的各部，它们会向媒体放风，为推进自己的项目或扼杀某些想法扫清障碍。」弗朗克·卢弗里耶继续说道。而今天，「风球全都来自各部长办公室。组织得相当到位。」某种意义上，这是试探性风球的专业化。
——《解放报》
1999年日食：国家是否曾发放3000万副眼镜？
税务黑客事件：法国是否比其他国家更易遭网络攻击？
巴加约克说「圣但尼每名初三学生都会获赠一辆免费自行车」，这话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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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查核 您提问，我们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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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解放报》2026年8月20日
海平面上升
在拉西奥塔，餐饮业者与当局互掷沙袋
一对在海滨经营餐厅的夫妇正与国家展开拉锯战——后者意图将他们的地块纳入国家海域公产。这场冲突或将预示未来沿海地区的纠纷，随着海水侵蚀陆地、侵占私人产权边界，此类矛盾只会愈演愈烈。
记者：斯特凡妮·阿鲁尼安 驻拉西奥塔特派记者 摄影：帕特里克·盖尔杜西
拉西奥塔的大海滩沙滩热浪滚滚。7月的一个上午，这座临近马赛的海滨小镇上，浴巾早已铺满海边，从海岸线一直延伸到「拉瓦格」餐厅的露台墙边。平日里，这里和邻近的KS 13，餐厅门前一样，会摆放数排可供出租的蓝白色躺椅，每张每天28欧元。但6月25日上午9点，330张躺椅被六辆搬运卡车连同警察和国家机关人员一并带走。马赛-罗讷河口省府在一份公报中解释称，此举是「为终结无权占用该片沙滩的行为」而进行的「物资扣押」。埃韦利娜·勒利厄尔「气得都要哭了」。「他们这是把我们当成了歹徒！」这位涉事两家餐厅的老板喊道。她与丈夫文森特在2010年以380万欧元的价格买下了大海滩沿线总长260米的建筑，其中包含五家店铺（两家餐厅和三家小吃店）。这位里尔人原籍的女老板气急败坏。为出租躺椅，这对夫妇还获准在「拉瓦格」和KS 13，两家餐厅露台前经营900平方米的沙滩。
《“变相征用”》
如果国家在海边拥有土地，1986年的《海岸法》将海滩的自由使用和免费使用作为根本原则，但2006年的一项法令允许国家将部分地块的管理权委托给市政府。市政府则可再将其转包给私人，期限最长12年且可续期，但需缴纳费用，且这些授权必须是“临时、不稳定且可撤销”的。在拉西奥塔，莱利厄尔夫妇多年来一直管理着他们房产前的特许经营权，直到去年夏天，国家不仅收回了他们的那片沙滩，还将其整个私人地块纳入海洋公共领域（DPM），且未给予任何补偿。“法律术语就是剥夺所有权，”埃韦利娜·莱利厄尔尖锐地指出。
正是在2023年由市政府发起的拉西奥塔海滨改造项目的推动下，国家抓住机会核验其海洋公共领域的边界——即从海上一侧的领海界限（固定为12海里，约22,2公里）到陆地一侧的高潮线。多年来，莱利厄尔夫妇已听闻过海洋公共领域可能重新划定的传闻，这一传闻足够强烈，以致他们两次尝试出售房产都被搁置。2023年底，夫妇二人与拉西奥塔市政府就回购事宜进行商谈。但领土与海洋管理局（DDTM）却突然叫停谈判，宣布意图重新划定其领域范围：拉西奥塔与邻近地区刚刚在当年深秋经历了阿莉娜和西亚兰风暴。巨浪冲刷了拉西奥塔大海滩，当局更加迫切地需要核实地中海究竟永久侵蚀了多少陆地。
业主们在2025年4月发现了测量结果，此时沿海滩竖起的告示牌已宣布新边界的公众调查即将开始。国家已拍板：海洋公共领域的边界——自1880年以来未曾改变——将确实后退，并吞并他们的地块。对于餐饮业主们指责这是“变相征用”，DDTM在公众调查中以1973年国务委员会的一项裁决作为回应，该裁决对“海岸”的定义为：“任何被最高潮水淹没的不动产均属于海洋自然公共领域，因此成为国家财产，除非洪水是在异常风暴期间淹及该财产。”然而，当局认为2023年秋季的风暴并非异常：“该地块和道路经常被淹，”DDTM坚称，并列举了2019年、2022年和2025年发生的多次事件。2025年8月，省长签署了剥夺所有权的法令。2023年2月，当国家工作人员来到餐厅时，埃韦利娜·莱利厄尔拒绝将钥匙交出。在紧急申请被驳回后，餐饮业主们试图
sormais attendre l'issue des multiples recours sur le fond qu'ils ont déposés devant le tribunal administratif de Marseille. 「真相就是，在海滩上拥有260米的私人财产，这并不符合当局的DNA，」埃韦利娜·莱利厄辩解道。「我能理解这一点，但既然如此，为什么市政府当初没有行使其优先购买权？为什么让我们投资数百万？如果谈的是公共利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拆除建筑物，将沙滩归还公众，但他们显然不会这样做！」在公共调查报告的综合分析中，海洋与沿海地区管理局（DDTM）并未排除未来将该地块以零地价的方式出让给市政府，用于拆除建筑后建设可拆卸结构。「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们的目的是无偿占有私人财产，」这位老板冷嘲道。
为反驳国家的结论，这对夫妇特别依赖一份委托给土地专家的报告。该文件的作者埃尔韦·瓦蒂内曾处理过此类案例。2024年，他甚至成功修正了当局试图在马赛奥运会场地工程中侵占一家马赛帆船俱乐部领土的方案。他坦承，这种和解胜利相当罕见：「国家机关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他们在没有任何反驳的情况下进行调查，而后果——征用——的影响却极为严重。一旦他们盯上你，你就无处可逃……」他呼吁制定更精确的标准以避免任意解释：「对于海洋公共领域，一切都取决于『异常干扰』这一概念，但这一概念尚未得到充分界定。面对这种模糊性，国家出于热忱，更容易将权力范围扩大到己方，更何况在气候变化客观上令人担忧的背景下……」
近年来，国家加速推行「解放」海岸线的政策，对所有违规建筑进行全面打击。然而，像拉西约塔这样的棘手对抗案例——涉及一位合法业主——可能会增多，尤其是在海岸线后退现象的推动下。这条将水域与陆地分隔的线本质上是动态的，受洋流和潮汐影响，但气候变暖正在加速这一过程。逻辑上，海岸线后退越多，海洋公共领域的面积就越可能扩大，进而「敲响」私人土地业主的大门。根据国家公共工程与生态转型研究中心（Cerema）的数据，在1960年至2010年间，法国已有近30平方公里的土地消失，相当于4 200个足球场的面积；随着现象加剧，到2100年，将有不少于50万套住宅面临威胁。
海岸线后退
2021年通过的《气候与韧性法》中，国家制定了一项全国性战略，以提前应对海岸线后退问题。基于自愿原则，沿海市镇被鼓励绘制易受海岸线后退影响的地点图，并将这些新数据纳入当地城市规划（PLU）。目前由拉西约塔市率先实施的这一首个阶段，尤其有助于后续动员实施海岸侵蚀适应性不动产租赁（Braec）这一机制，该机制授予在受威胁区域内临时占用财产的权利，租期为12年至99年不等。然而，目前这些合同的实施因缺乏一个"海岸侵蚀基金"而极其有限，而这一基金正是众多受影响沿海市镇的民选官员所强烈要求的。
海岸线后退已在别处扰乱了地中海沿岸的海滩活动。2023年，维勒讷沃-卢贝市（阿尔卑斯滨海省）市长曾拒绝续签其海滨三处与餐厅相邻的私人海滩的特许经营权，认为不提前应对海平面上升是"不负责任"的。精明的经营者们此后找到了对策：向餐厅顾客免费提供躺椅，邀请他们自行在沙滩上摆放……在拉西约塔，莱利厄夫人也在抵抗：几日前，她已取回被扣押的设备，躺椅重新回到了沙滩上。她表示，"没有这些设备，餐厅70%的营业额将流失"，并强调这对约20名季节性员工造成严重影响。对于这些员工，拉西约塔市政府已设立了一支与当地就业服务处联动的协助小组，但在一份公报中，市政府仅"对国家干预采取了知悉态度"——未回应《解放报》的询问。莱利厄夫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获得经营其沙滩地块的权利，除向国家提起诉讼外，她还对该市提起诉讼——该市官方持有的特许经营权将持续到2027年。"我会坚持到所有诉讼判决为止，"她警告道，"除非有人将我强行带走，否则我绝不会放弃我的财产。"
海岸线后退问题在拉西约塔。
莱利厄夫人，两家餐厅及三家小吃店的业主。
「我现在正身处想要的位置」
这位四枚奥运会冬季两项奖牌得主在今年4月放下滑雪板和步枪，改骑自行车。在完成首场职业比赛并正值利穆赞自行车赛期间，这位31岁的运动员讲述了自己的转型经历。同时，他对未来仍保持模糊态度。
采访：朱利安·勒科
心满意足、神采奕奕的自行车手埃米利安·雅克兰。自冬季两项赛季结束后，这位四枚奥运奖牌得主（其中两枚在年初的米兰-科尔蒂纳赛事中斩获）便告别了滑雪板与步枪，重拾童年热爱——自行车。现年31岁的这位伊泽尔人，以其独特的、充满激情的冬季两项风格闻名，现已加入迪卡侬-CMA CGM车队担任实习车手。他发誓这一大胆尝试令自己幸福满溢。「我现在正身处想要的位置，」这位意大利传奇车手马尔科·潘塔尼的铁杆粉丝笑着说道。他甚至模仿偶像的风格，在冬奥会期间佩戴了潘塔尼家人借给他的那对标志性耳环之一。在结束首场职业比赛——波利诺曼德赛（周日以第8名完赛，参赛126人）——的次日，又在利穆赞自行车赛前夜，埃米利安·雅克兰回顾了自己的转型之路，并继续坚称自己对未来一无所知。
您放弃滑雪转投自行车已有五个月。这段转型之路如何？
这条路并非坦途。首先，从项目启动到正式官宣（3月29日）之间，我还有一个月的冬季两项世界杯要参加。这很奇怪，因为滑雪时我的脑海中想的却是自行车。心理上也很复杂：我动力十足，但问题多于答案，压力不小。我正在闯入未知领域。我心想这很棒，我将为一支车队效力，拥有一辆超棒的自行车……但我不确定除个人梦想外，这背后是否真有意义，或者是否会一事无成。
那么结果如何？
我于4月底开始训练，两周后便遭遇摔车。我锁骨骨折，某种程度上这却成了塞翁失马。它让我验证了内心的真实动机：要么接受风险与摔车是自行车运动的一部分，要么就此作罢，回归冬季两项——若真如此也无妨。我选择继续前行，这证明我是带着纯粹的初心投入项目。之后，教练安排的每一堂训练诸都让我大开眼界。我不确定自己能否承受如此强度、如此长时间的训练，或能否输出如此之多的功率（自行车手的输出功率，编者注）。这要求我放下奥运奖牌与世锦赛冠军的光环。过程中有怀疑的日子，也有满足的时刻……这耗费了我很多精力，尤其是在营养方面，我瘦了五六公斤，但我向车队证明了自己已做好准备，渴望探索职业自行车的世界。
Libération 2026年8月20日 第13版
你如何形容自行车运动员埃米利安·雅凯兰？
目前，这与我年轻时的状态很像。我从16岁起就开始骑行，主要是为集体服务。我一直喜欢为比我更优秀的人牺牲自己。我认为，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为此努力，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冬季两项运动中，这可能是我所缺乏的：这是一项个人运动，即使与其他法国选手一起，每个人也都在演奏自己的乐章。除了接力赛，你就是自己船上的唯一乘客。不过，就纯粹的风格而言，很难一言以蔽之。从心理上讲，我觉得自己是一名爬坡手，喜欢长时间的努力。但从体型上看，我更像是一名冲刺手或全能型选手。从“冬季两项明星”变成车群中的无名之辈，是什么感受？
老实说，这有点奇怪且令人不安，因为我一点也不“默默无闻”。周日，我从未见过那么多写着我名字的标语和鼓励我的人。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诺曼底大区（该地区于2025年底举办过一场世界杯冬季两项比赛），只是我已不再是那个能赢得世界杯的人，而是一名普通队友。在公众的关注、采访中，我获得的曝光远超那些更应得到关注的人。这有点让人不安。我更希望能默默无闻地完成工作，不再被贴上“冬季两项运动员转行自行车”的标签。但同时，这也是一种巨大的爱。公众理解我正在实现儿时的梦想。
为什么你如此热爱自行车运动？
我也说不清，但从小就喜欢。在波利诺曼底赛前一天，我回想起了儿时的房间。我那时有35张海报：其中33张是自行车手，两张是滑雪运动员。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J'ai toujours aimé me sacrifier pour meilleur que moi. Je trouve ça gratifiant d'avoir ensemble un objectif commun. Dans le biathlon, ça a pu me manquer.»
这位冬季两项运动员在2026年奥运会上获得奖牌。
这位冬季两项运动员在2026年奥运会上获得奖牌。
这个梦想曾一度远离我。刚才，我在读弗洛朗·马诺杜的一篇采访，他说“现在退役了，梦想着拥有一个梦想”。而我，这个31岁的幸运儿，今天终于能重拾梦想。
你一直很崇拜马尔科·潘塔尼。现在，有哪位选手让你心驰神往？
这必然不同，因为潘塔尼是我用儿童的眼光看待的。我喜欢他的豪放、激情和带给我的感动。顺便说一句，周日，解说员说他在诺曼底参加的唯一一场比赛就是1995年波利诺曼底赛。这确实让我有些触动。现在，当我在电视上看自行车比赛时，我不会再那么情绪化，这是正常的。我更关注战术层面。这些年来，在比赛方式和本能驱动的赛事风格上，最让我感同身受的是朱利安·阿拉菲利普。我过去喜欢看他比赛，并暗自想着：冬天滑雪时，我也要像他那样。更何况，我们曾同时成为双料世界冠军，我能与他产生共鸣。
你曾坦言在冬季两项运动员生涯中经历过抑郁期。现在的自行车手埃米利安·雅凯兰快乐吗？
是的。你瞧，周日比赛前，我并没有太多焦虑，尽管我原本想象自己会失眠、胡思乱想。实际上，我现在正身处梦寐以求的位置，这带来的积极面远多于问题。所有与我在自行车上相遇的人都说，从我的脸上能看出快乐。
在比赛过程中，您是否曾有过某个瞬间意识到自己正在实现梦想？
这种时刻出现过两三次，尽管我试图专注于手头的工作，排除杂念，因为目标是帮助团队，而不是实现个人梦想。你不能让自己沉浸在思绪中，因为一秒钟的分神就可能触碰到车轮，让所有人陷入险境。但有一次，当我在比赛中与大卫·戈杜交谈时，或是在下坡道上发起猛攻、与对手激烈竞争时，我曾有过几次小小的顿悟——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
在备战过程中，冬季两项与自行车运动有何不同？
说到底，两者差异很大。在冬季两项中，你每天训练两次：通常上午进行滑轮滑雪和射击训练，下午则是跑步、骑行或力量训练。而在自行车运动中，一天只训练一次，但强度更持久，可能在三小时后才会出现高强度动作。我认同那些说“自行车是耐力运动的F1”的人。你必须全面发展：爆发力、耐力、智慧，掌握长短距离的节奏控制。从身体角度看，自行车比冬季两项更艰苦。相反，冬季两项在心理层面上与其他运动完全不同：你必须突然停止动作，屏住呼吸，排除杂念以精准射击，这意味着要结合两种截然不同的能力。这就像你在跑步，突然间要求你击打一颗高尔夫球。
每项运动如何相互促进？
冬季两项帮助我提升专注力和情绪管理能力。当车速达到85公里 / 小时下坡时，我能保持对简单技术细节的专注，这都要归功于冬季两项的训练。反之，自行车运动则在体能方面给我带来巨大收益。它教会我更好地管理比赛和能量分配，因为你无法连续三小时全力骑行。当然，除非你是顶尖选手，但我不是。
从一开始，您就对未来保持模糊态度。现在是否看得更清楚了？
目前我真的只是日复一日地生活，甚至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这是老生常谈，但我更像是在实现梦想，而不是在梦想生活。
这意味着我们可能再也不会在雪地上看到您了？
3月份，在世界杯最后一站比赛时，我就知道自己正在参与一项长久以来珍视的事业，也知道这可能是我在冬季两项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正因为如此，当我在领奖台上时，泪水夺眶而出。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确定任何事情。显然，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山奥运会）始终在我脑海中。但通往那里的路径尚待书写，且与其他冬季两项运动员的道路截然不同。如果我回归，将会是百分之百投入，带着追求冠军的渴望和20岁年轻人的动力。如果我感受不到这些，就不想仅仅为了参加冬季两项而回归。否则，倒不如让位给一个愿意为之全力以赴的年轻人。正因为如此，我始终无法说出是否会回归，以及何时回归。我真的想坚持到底，相信自己的内心能告诉我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以及什么才是真正激励我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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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O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LIBÉ.FR
沉迷社交媒体：Meta前安全专家在诉讼中开启交锋
Meta公司被29个美国州指控欺骗消费者、撒谎并违反联邦儿童保护法。庭审预计将持续四到六周。
照片 AP
2017年9月24日，弗朗索瓦·帕特里亚在巴黎卢森堡宫。照片 阿尔贝·法塞利
参议员弗朗索瓦·帕特里亚特逝世，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忠实追随者
前社会党人、马克龙的"元老级"支持者、参议院中马克龙派议员团主席，他于7月因严重自行车事故住院。享年83岁。
撰文：克洛艾·达斯凯
他无法见证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离开爱丽舍宫。7月中旬，科多尔省参议员、热衷自行车运动的弗朗索瓦·帕特里亚特在普伊昂欧索（距离第戎约40公里）发生严重自行车事故后紧急入院。他在路边被发现时已不省人事。当局随后展开调查以确定事故的具体情况。作为马克龙总统的"元老级"忠实支持者及卢森堡宫中马克龙派议员团主席，帕特里亚特因伤势过重于周三去世。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致敬称其为"最忠诚的仆人之一"："共和国失去了一位最不知疲倦的建设者。而我，失去了一位挚友。"
1943年3月21日出生于科多尔省瑟米尔昂欧索的弗朗索瓦·帕特里亚特曾担任兽医11年，后如其自述般成为一名"政治动物"。作为牧场主之子、两个男孩的父亲，绰号"范范"的他几乎尝遍了旧政治世界能为其负责人提供的所有职位：沙伊伊叙阿尔芒松市长（1989-2001）、科多尔省社会党议员（1981-1993及1997-2000）、勃艮第大区主席（2004-2015）、参议员（自2008年起）、中小企业国务秘书（2000-2002）以及利奥内尔·若斯潘政府下短暂的农业部长（2002年2月至5月）。
"跟风者"。以精准的金句和记者们钟爱的引语著称的帕特里亚特是一名"跟风政治家"：在密特朗时代是密特朗主义者，在若斯潘时代是若斯潘主义者，《快报》在2014年援引科多尔省前省长（UMP）路易·德布鲁瓦的话如此形容。因此在马克龙时代成为马克龙主义者。"我有幸认识五位共和国总统！但与马克龙的相遇却是一见钟情，"每次有记者在场时他都会这样调侃。
他还曾讲述，在2016年4月6日"前进运动"启动当天，他在亚眠主教座堂为这位前贝尔西区议员点燃了一支蜡烛，随后成为社会党（他于1974年加入该党）中最早加入"前进者"行列的成员之一。几个月后，一场事故让两人关系更近。9月17日，在从第戎对阵梅斯的法甲比赛返回的途中，帕特里亚特驾驶一辆梅赛德斯4×4在A38高速公路与一辆逆行车辆相撞。对面司机当场死亡，而他却奇迹生还。严重受伤的他将生还归功于车辆的坚固性。
"晚间访客"。几个月后，在《巴黎竞赛》杂志的采访中，这位科多尔省参议员解释称，他之所以幸存还要感谢……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我没有失去知觉。我的电话响了。我成功接起。"电话另一端，未来的国家元首在不知帕特里亚特伤势的情况下询问："弗朗索瓦，你感觉如何？""埃马纽埃尔，我快死了……我刚刚遭遇了一场可怕的事故……"这位勃艮第人在叙述中答道，"我的车被压扁了。""……你别胡扯了？别动，我去叫玛丽索尔·图雷纳（时任卫生部长，编者注），我们会派人救你。"但他在几个月前接受《公共利益报》采访时给出了另一版本："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正在救护车上，只是向他通报了我的健康状况。"只有国家元
弗朗索瓦·帕特里亚
弗朗索瓦·帕特里亚是一名狩猎和高尔夫爱好者，曾是那些相信"超越"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社会党人之一。作为总统的心腹和常客，他未加入政府，而是选择在参议院担任党团主席，保持言论自由为其提供建议，并与其成为密友。
"我的忠诚不属于前进运动，而属于他本人，"他去年在《观点》杂志上如此坦承。"他拥有我全部的信任，即使是盲目的信任。"这位前社会党人以其华丽的言辞捍卫国家元首的所有选择，甚至在2024年解散国民议会后也是如此。"在参议院当马克龙主义者，"他曾打趣道，"就如同在天主教地区当新教徒。"他的忠诚甚至延伸至与其政治出身截然对立的立场。例如在2022年，他为退休年龄提高至65岁辩护，理由是"搬运工、盖屋顶工人、公共工程从业者如今都配备了外骨骼"。又如在2024年，他公开表示支持"所有能规范这些突如其来、频繁且反复罢工的演变"。
2026年6月底，这位前社会党人宣布将不再竞选9月参议员选举，结束其长达50年的政治生涯和在卢森堡宫的三个任期。"许多人邀请我继续，但更多人会理解我的决定，"弗朗索瓦·帕特里亚在被《ICI勃艮第》引述时写道。他将在任期结束前离任。
《解放报》 2026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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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瓦军团病疫情：自6月初起已致3人死亡，累计46例病例
自6月初起，萨瓦省爆发军团病疫情，当地一名80岁以上老人死亡，使该省因该疾病死亡人数增至3人。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于周二宣布了这一消息。根据最新统计，截至8月14日，该省已向卫生当局报告46例军团病确诊病例。这种感染肺部的传染病由名为“军团菌”的细菌引起，主要通过吸入被细菌污染的水微滴传播，例如通过管道系统和空调设备传播。（来源：法新社）
制裁 国际刑事法院（CPI）主席被美国禁止入境
特朗普政府正在对国际刑事法院（CPI）发起“外交运动”，并已于周二宣布对该法院现任主席冈本朋子（Tomoko Akane）实施制裁。现年70岁的这位日本籍法官自此被禁止进入美国领土，且无法在美国金融系统进行任何交易。冈本朋子自2024年起担任CPI主席，此前已受到俄罗斯方面的报复性措施。此外，CPI现任副检察官、塞内加尔籍法官阿卜杜拉耶·塞耶（Abdoulaye Seye）也遭到新制裁。
瑞士 冰川融化释放出34年前失踪的两名登山者遗体
气候变暖加速的又一迹象。随着冰川肉眼可见地退缩，其融化正释放出多具长期失踪于山区的登山者遗体。近日，瑞士再次发现两具此类遗体——比利时登山者的遗体，他们于34年前失踪，今年7月26日被一名徒步者在特里夫特冰川（靠近意大利边境）附近发现。瓦莱州警方周三宣布了这一消息，并表示“通过直接DNA比对，已正式确认这两具遗体为1992年以来在魏斯米斯地区失踪的登山者”。（来源：法新社）
今夏法国创下52天高温天气纪录
法国气象局的地图已有三周未再出现橙色预警。自周二起，余下的六个橙色高温预警省份已降级为黄色预警，与法国东南部全境一同降级，其余地区则为绿色预警。但这一期待已久的闷热天气终结，无法掩盖今夏法国刚刚创下的新纪录：自6月中旬以来，法国已出现52天高温天气，这是气象局于周三发布的数据分析结果。
尚未结束的2026年夏季已超越2022年的33天及2003年致命夏季的22天。自6月17日以来，仅有3天、后又7天短暂缓解，其余时间均为高温天气。法国本土已连续经历三波高温：6月14天、7月16天，以及自7月底起的22天（最后一波尚未正式结束）。尽管近日西北部气温明显下降，甚至出现阵雨，但从气象角度看，法国仍处于一波高温之中。全国温度指标（即日间与夜间平均气温）周一为24.7℃，周二为24.5℃。
需注意的是，只有当全国温度指标连续三天降至23.4℃以下或短暂降至22.4℃以下，才可判定高温天气结束。然而，气象局周三表示：“地中海沿岸气温仍高，最高气温达35至37℃。”因此，始于7月28日的当前高温天气已正式成为该国史上第二长高温天气，持续22天（截至周二），超过2006年7月的21天，也远超2003年8月那场致命高温（持续16天）。目前排名第一的仍是1983年那场高温，从7月9日至31日持续23天。若本轮高温在周四前未结束，将计入23或24天，超过自1947年以来的所有纪录。
此外，在6月17日至7月2日期间，法国公共卫生部门统计到近6,000例超额死亡。该部门于周三公布了接下来三周的数据：7月3日至22日期间超额死亡1,243例。若将5月24日至28日的首波（局部）高温计入，三轮高温共致超额死亡约7,300人。公共卫生部门健康-环境-工作司司长塞巴斯蒂安·德尼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这些数字“仅为初步估算”，基于“截至周二上报的死亡证书（约占该期间证书总数的80%）”。与其他统计数据一样，这些数字为“所有原因导致的死亡”，尚未直接归因于高温。但这些数字仍为评估第二波全国性高温影响提供了初步参考。
因此，乍一看，这次热浪的致死率低于6月中旬的那次，但依然不可忽视。“这两波热浪的（气象）强度不同，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些结果。但我们仍保持谨慎，在现阶段，我们建议不要将不同波次的热浪进行直接比较，”塞巴斯蒂安·德尼斯（Sébastien Denys）补充道。与之前的热浪一样，75岁以上的老年人受影响最严重，他们占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三以上。但正如6月热浪期间所强调的一点，超额死亡现象出现得更早，从45岁起就已显现。这表明，在面对高温的脆弱性方面，年龄并非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
萨莎·加西亚 (SASCHA GARCIA) 与 阿波琳·勒·罗曼塞尔 (APOLLINE LE ROMANSER)
全文请阅读 Libé.fr
杰森·阿代之死：“作为一名黑人教授，他被视为可接受的目标”
奥雷连·蒙东 英国巴斯大学政治学家兼教授
对于英国巴斯大学政治学家兼教授奥雷连·蒙东而言，围绕剑桥大学前最年轻黑人教授杰森·阿代去世前遭遇抄袭指控的媒体炒作，揭示了学术界持续存在的种族主义，以及英国反智主义的日益泛滥。他写道：“作为一名黑人教授，他被视为可接受的目标——人们能够更轻易地攻击他，而若他是一名白人教授，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这起抄袭事件本不该被如此处理。它本应被审查，因为我们的环境需要伦理与防护机制，但杰森·阿代却成了剑桥大学与媒体界的替罪羊。” J.Dé.
详见《解放报》网站完整采访
唐纳德·特朗普与忠诚度极高的助手娜塔莉·哈普：一个引发质疑的存在
周一，特朗普的脸色从橙色变为红色。当一名CNN记者质问他时，他勃然大怒：“闭嘴！”这名记者的罪过在于提及民主党参议员乔恩·奥索夫周日发表的言论，后者指责特朗普“只顾修建舞厅并与娜塔莉同行”。此处的娜塔莉即娜塔莉·哈普，35岁。她在2019年声称特朗普拯救了她的骨癌，自此成为其“最亲密的私人助手”（据CNN报道）。这名女子与这位亿万富翁的亲密关系引发媒体与反对派的质疑。 V.Be. 图片：盖帝图片社 / 法新社
“连续性”
这是法国电台“France Inter”周三节目中，代表多名对帕特里克·布吕埃尔提起诉讼的女性的律师米里亚姆·盖德·贝纳永使用的法律术语。该歌手因“强奸”与“性侵犯”被立案调查，并被列为“证人协助”身份。现已有“21起针对他的刑事诉讼”向楠泰尔检察院提起，她补充道，这些案件“已过追诉时效”。她强调，根据《刑法典》，“连续性”原则允许绕过时效限制。她还计划于9月提交“多名不愿起诉的受害者证词”。 M.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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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2026年8月20日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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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20日
法国东南部将出现明显雷暴天气恶化。 其他地区天气仍以多云为主。
下午 东南部天气夏日炎热，阿尔卑斯山与意大利之间可能出现局部强雷暴。西北部天气温和明亮。
周五 21日
法国东南部，从蔚蓝海岸至科西嘉岛，强雷暴雨天气活跃。其他地区天气有时多云但平静，气温均匀。
下午 整体天气平静夏日，大部地区晴朗。东南部高温，意大利附近仍有零星雷暴残余。
LA TÊTE DANS LE CUL (4 / 4)
性撩拨着知识分子和作家。它是解放的空间，是市场，是冲突与快乐的源泉。它揭示权力关系、女权主义革命与技术变革。因此，今年夏天，《解放报》将“头在屁股里”，并为思想家、作家和研究者提供自由创作空间，让他们讲述性如何述说我们这个时代。
埃居朗·马西亚
《高潮浓缩了我们与世界的全部存在》
高潮既是私密的，又是普遍的，但对科学家而言仍是一个禁忌话题。研究者埃居朗·马西亚决定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一主题。
采访：卢卡·布雷东尼耶 摄影：阿芒迪娜·库尔曼
高潮有时被称为「小小的死亡」，也是科学研究中的盲区。研究者埃居朗·马西亚为此撰写了一部科学著作《高潮人类学》（发现出版社，2014年9月17日出版）。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因为「高潮」这一术语的定义多种多样，取决于人们是从生物学、心理学、医学还是社会学角度来理解。作者的生物文化人类学视角则广泛涵盖了所有这些维度，足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您在书中写道，高潮是一个科学界较少探索的主题。这如何解释？
科学家也是社会的一员。他们试图保持一定距离，追求客观性，但终究无法脱离社会。2014年，我曾向一个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小组提议集体研究高潮，但未能获得太多支持。当我最终决定亲自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时，发现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没有一位人类学家真正系统地探讨过这个问题。
高潮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对象：既私密又普遍（您展示了它在世界各地都被以相似的方式描述）；既鲜少被言说，又与语言密切相关（研究基于叙事）……
确实，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它成为科学和社会的盲点：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认为无需研究；如此私密和难以言喻，以至于人们不敢谈论。即使是与儿时的朋友讨论这个话题，他们的舌头也不会真的变得灵活起来。
那么这是一个禁忌话题吗？
这是一个深深植根于我们自身和人类历史的主题，但作为一个整体，它鲜少被研究，尤其是在人类学领域。
您强调了自己「生物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这指的是什么？
这实际上是人类学最初的研究方式，特别是由马塞尔·莫斯（1872—1950）开创的传统，我对他极为仰慕。后来，大学内部的过度专业化将学科分割得支离破碎。但高潮作为研究对象，特别适合跨学科交叉。因为它无疑是一个生物学现象，但又与我们的欲望和幻想相关，因而是心理学的；它是社会性的，因为可以独自、两人或多人体验，且我们的社会化方式塑造了它；最后，高潮也是文化性的，因为在不同的社会中，人们获得高潮的机会也不同。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人们获得高潮的机会也会因性别、年龄、社会职业类别或宗教信仰而异。我们刚刚列举了人类存在的四个重要维度，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维度。高潮浓缩了我们与世界的全部存在。
人们常说「私密即政治」；高潮也是政治性的吗？
是的，首先是因为这些「性快感不平等」，但也因为在法国的中学性教育大纲中，单词「高潮」根本没有出现。然而，谈论快乐是一种抵御与性相关风险的方式。如果人们学会性应当是一种为自己和他人带来快乐的体验，或许这一领域的暴力也会减少。
如何定义高潮？它有定义吗？
2001年，美国心理学家曾列出26种不同的定义。
有些动物是“感知者”（能体验主观感受），因此可能感受到性高潮。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明某些非人类动物具有意识。从解剖学、生物学和激素角度来看，大猩猩或海豚等动物与我们非常相似。我几乎确信某些非人类动物能体验到我们称之为“性高潮”的那种快感。我相信在书中能给出相关证据。
我们知道乱伦禁忌曾塑造了人类从自然状态向文化状态的转变。性高潮及其“驯化”是否也能被视为这场人类学革命的关键？
是的，这是我在写作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假设。将我们的社会性-性行为系统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等近亲区分开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主要实行一夫一妻制。问题是：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可以追溯到约100万年前。正是在那时，人类脱离了所谓的“杂乱性关系”状态，即像大猩猩那样每小时与不同伴侣交配两三次。这给社会发展带来了问题并助长了冲突。大约同一时期，我们看到阿舍利文化（以其著名的两面石器闻名）出现，这是第一个真正累积性的文化，被视为物质和认知的双重革命。我相信这并非巧合：在阿舍利文化出现的同时，一夫一妻制和对快感的节制也随之而来。语言使规则得以建立。人类不得不用社会来规范性行为。
您在书中没有提到“爱”这个词。为什么？
确实，我特意避免使用这个词。对我来说，爱是一种文化建构。我希望保持在一个尽可能“普遍”的科学领域。
您在书中用了一段关于《爱经》的内容，这部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文本以其对快感——尤其是女性快感——的高度现现代性而令人惊叹，尽管有女研究者对这一点提出了质疑。这难道不是印度的“五月风暴”吗？
这是一部不可思议的文本。其中包含关于如何
“在同一个社会中，人们不必欺骗丈夫、与多人做爱、在花园里做爱……更广泛地说，这是一种享乐主义的关注，即过上美好生活，尤其是从性快感的角度。这带有某种‘性启蒙运动’的色彩。但我们不应忘记，这部文本是为精英阶层所写。
宗教在女性性解放方面难道没有起到特别有害的作用吗？
是的，而且在男性身上也是如此，只是程度上较轻。宗教必须创造秩序，通过强化传统的延续、价值观的分享和行为的同质化来实现。宗教试图将性行为简化为繁殖，因为从宗教角度来看，至关重要的是信徒的物质和非物质繁衍。
弗洛伊德倡导一种“利他”和“成熟”的性爱（即异性恋且以繁殖为目的），这难道不是为某些宗教戒律增添了一层学术光环吗？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但这也是古希腊以来部分医学所做的——将手淫病理化，将其与生殖性交对立。
您提到针对女性高潮的科学研究比男性更多。为什么？
因为在异性恋关系中所谓的“高潮差距”——即男性在性行为中宣称达到高潮的比例与女性（在西方社会约相差20至30个百分点）——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这或许使女性高潮成为一个更大的“谜团”。另一方面，与男性高潮（通常被简化为射精和繁殖）不同，女性快感并非繁殖所必需。因此，它并不精确对应社会鼓励的繁殖功能，这可能使其在科学家眼中成为一种“异常”……
男性和女性的高潮在强度或性质上有区别吗？
根据研究，感受是相同的。被调查的男性和女性以如此相似的方式描述高潮，以至于你无法判断这些证词来自哪种性别。虽然存在一些细微差异，例如不应期（女性可连续多次达到高潮），但除此之外，使用的是相同的神经、相同的大脑区域，因此描述也相同。
“这是一个深深根植于我们和人类历史中的主题，但作为一个整体，它鲜少被研究，尤其是在人类学领域。”
上述“高潮差距”如何体现我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男权统治？
首先，数据在各地都相同：这是一个跨文化的恒定现象。高潮差距的第一个解释在于行为模式——人们对阴蒂和女性快感的关注不足。但这些行为模式又基于所谓的“性脚本”，即大众文化传播的叙事框架，它们塑造了想象并复制了男权统治。
性行为中插入式性交的主导地位（研究表明它通常不足以让女性达到高潮）正是这些“脚本”之一。我们还发现，当女性处于稳定关系中、对伴侣有更深了解且更加关注对方时，达到高潮的比例会上升。男性在这方面也有类似但较轻的体现。
您提到了1968年五月风暴及其“放纵地享乐”口号。从人类学角度看，五月风暴和性解放运动如何影响了高潮体验？
是的。历史学家罗伯特·穆尚布莱德（Robert Muchembled）对此已有精辟论述。金赛报告在 20 世纪 50 年代掀起轩然大波，对美国的清教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并通过连锁反应影响了法国。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三大因素共同重塑了人们对性快感的新认知：宗教对个人生活的影响逐渐减弱、社会角色日益强调自由、以及女性主义革命逐步动摇了男权统治。
您提到“性爱正义”。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对抗性快感的不平等？
这需要通过教育和学校来实现。教授孩子性行为应让双方都获得快感，或许还能有助于遏制性暴力。此外，还应与孩子讨论这些话题。当他们开始对这些问题产生疑问时，我认为有必要向他们传授这种快感伦理。
“性高潮揭示了人性”这一结论，您在著作中如何诠释？
对性高潮的分析表明，追求快感可能是非人类动物性行为的终极目标。在灵长类动物中，性高潮甚至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混乱。从进化角度看，控制性欲冲动并以一夫一妻制为主导的社会性行为模式具有明显优势。这一转变正是约 100 万年前人类文化诞生的关键因素之一。时至今日，性高潮不仅可被视为解读男权统治的棱镜，更可成为对抗父权制的工具——通过强调男女之间的性快感平等。
Libération 2026 年 8 月 20 日
Libé 周末 每周，我们为您奉上八个版面的文学资讯。本周六，路易·凯西施克（Louis Kessischke）将接受专访，畅谈其新作《监督游泳》（Gallimard）。在这部小说中，她选择在 1969 年人类首次登月之际，讲述一名儿童溺水身亡的故事。
L'AUREAU
1939年7月1日，巴黎巴尔扎克雕像揭幕仪式。罗歇-维西莱摄影
巴尔扎克身后荣辱：一部解读史
大革命中的雨果眼中的革命者，保皇党人巴尔贝看来是保皇党，巴尔代什则认为他是法西斯分子……历史学家重现了《人间喜剧》作者所遭受的一系列重新解读与政治挪用，直至1950年。
1850年8月18日，巴尔扎克去世。两天后，目睹了小说家临终场景的维克多·雨果发表悼词。他的一句名言引起媒体关注：“无论其本人是否意识到、是否愿意、是否同意，这部宏大而奇特作品的作者，属于那一脉革命作家的强大传统。”
然而，在1848年革命两年之后，雨果本人正在国民议会任职，这句评价并未被忽视。在保皇派报纸《法兰西公报》上，一位尚未成名的年轻作家儒勒·巴尔贝·达雷维利（茱蒂丝·里昂-康曾为此人撰写过前作）愤怒回应：“什么革命？……我不记得巴尔扎克曾为那辆‘恐怖的垃圾车’套上马具。”巴尔扎克不是曾宣称要在“两个永恒真理”的光芒下写作吗：宗教与君主制？在巴尔贝看来，此事已成定局：“日后我们将谈及这位我们失去的天才。他属于我们，正如属于所有尊重与热爱思想事物的人。但我们对他的归属还有另一层意义。他信仰天主教，使徒传承且罗马正统，并且是一名保皇党人。”
“客观敌人”。当然，茱蒂丝·里昂-康指出，“必须细致分析、结合语境、明确巴尔扎克——这位在1830年后怀有自由主义同情的人——在1840年《人间喜剧》扉页上呼吁‘两个永恒真理’时的真实含义；我们还可以补充，巴尔扎克与正统保皇党的关系从未简单过，因为从1840年代初起，保皇党人就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十字军东征，反对连载小说，指责它通过煽动读者依据文学趣味而非政治立场选择报纸来扼杀政治辩论。巴尔扎克或许是一位政治朋友，但在报刊上将文学变为商品的行为，却让他成为……客观敌人……”
然而，1850年，巴尔扎克的身后生活自此开始，这句预言性的判词烙下了数十年争议的印记：“巴尔扎克属于我们。”两个月后，热拉尔·德·奈瓦尔在为《新闻报》撰写的戏剧专栏中，厌倦了戏剧界的时事，转而写道：“谈谈巴尔扎克吧，这让人心情舒畅。”这句话同样适合作为茱蒂丝·里昂-康著作的标题——略带讽刺意味。
不过，这位历史学家的调查并未始于1850年，而是半个世纪后，当巴尔扎克的作品进入公有领域并成为经典之时——恰逢关于巴尔扎克的知识呈现爆炸式增长，由作家、图书馆员、教授们传播，并被各种政治色彩涂抹（保守的巴尔扎克、反动的巴尔扎克、马克思主义的巴尔扎克……）。在马塞尔·普鲁斯特于1909年创作（后收入《反对圣伯夫》）的一篇精彩序言的启发下，茱蒂丝·里昂-康展示了其方法论的全部价值：作为阅读史的历史学家，不仅要关注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或解读（如圣伯夫对其“误判”），还要研究阅读方式、与作品及其载体建立联系的方式。
「雅利安化」：巴尔扎克如何被用作政治工具
她的研究始于1900年前后，直至约1950年——巴尔扎克逝世百年之际，其作品的传承与评价争议被暂时固化之时。当时，1948年创刊的《巴尔扎克信使》杂志以热尔韦的名言（「谈论巴尔扎克，会让人心情愉悦」）为办刊纲领。这种「专家们熟知的小事实，却从未有人意识到其政治与象征意义」的情况，历史学家本可将研究继续推进，因为人们始终在阅读与评论巴尔扎克。但在20世纪下半叶，巴尔扎克不再承载熟悉的过去，不再能「产生共鸣、认同，有时甚至是圈内认同」。围绕这一名字的一切——巴尔扎克——其传承方式已发生改变。
原因多种多样（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20世纪下半叶社会动荡的清单，这些动荡让巴尔扎克笔下的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朱迪丝·里昂-卡昂（Judith Lyon-Caen）选择关注其中一个此前无人深思的原因。1942年，「所谓的『雅利安化』进程」在长达一年的程序后最终完成：始于1941年2月，依据1940年秋占领当局颁布的法令，由法国行政机构在通敌政策框架下执行。突然间，卡尔曼-莱维出版社变成了……巴尔扎克出版社。
但为何偏偏是巴尔扎克？诚然，巴尔扎克是卡尔曼-莱维出版社的重要作家之一；诚然，其作品已进入公有领域；诚然，他没有直系继承人。但为何不选择一个通用名称（如当时改名为「现代书籍出版社」的费伦齐出版社）？这一谜团构成了朱迪丝·里昂-卡昂研究的核心。她尤其关注一位学者莫里斯·巴尔代什（Maurice Bardèche）的轨迹：他于1941年就在《我无处不在》杂志上将巴尔扎克描绘为「法西斯主义的坚实先祖」，并随后在卡尔曼-莱维出版社的「雅利安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45年，巴尔扎克让巴尔代什及其同道将这一年视为新的1815年。这位作者在结论中写道：「正因为巴尔扎克处于共享文化的核心，它对这些行动者才显得至关重要」，并展示了巴尔扎克如何让巴尔代什及其同道将1945年视为新的1815年。让我们与朱迪丝·里昂-卡昂一起谈论巴尔扎克——这会让人心情愉悦。
——西尔万·韦纳尔（Sylvain Venayre）
《巴尔扎克属于我们》： 一部文学传承的政治史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CNRS Editions），377页。 定价26欧元（电子书：18.99欧元）。
《解放报》 2026年8月2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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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为纪念第25届诺曼底夏季朗读戏剧节，并在其随笔集《与阿里安兔的春天》（Équateurs出版社）中，格雷瓜尔·布耶（Grégoire Bouillier）将于本周四中午在乌尔加特（Houlgate）的小剧院花园（小剧院花园，圣菲利贝尔大道10号，14510）分享他与莫里斯·勒布朗（Maurice Leblanc）1906年笔下「绅士窃贼」的关系。照片：奥罗拉兰达摄影。
展览 Funzines、杂志、传单……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法国，地下媒体成为反主流文化青年的传声筒。由馆藏文献改编的展览「Underground！」现正在法国国家图书馆（BNF）免费展出，展期至10月18日（地址：弗朗索瓦-莫里斯码头，78013）。F 9 7 0 5 9
《“法院如此裁决”：上诉中的叙事》
卡罗琳·克内希特（Caroline Knecht）基于在法国国家庇护权法院（CNDA）的工作经验，描述了司法裁决与寻求庇护者叙事之间的多重错位。
“法官们要求人们讲述的，并非真实经历，而是要符合保护标准。”这些“人们”指的是象牙海岸、索马里、阿富汗等国的寻求庇护者，他们被法国难民署（Ofpra）拒绝给予庇护身份后向CNDA提起上诉。在那里，他们必须讲述自己的故事，说明为何在原籍国面临危险、如何逃离，甚至要提供“迫害者身份”。作为法学博士，卡罗琳·克内希特还研究人类学。博士论文答辩后不久的2021年，她响应联合国难民署的招聘广告，成为CNDA的顾问并代表该署出庭；另一名陪审员由国务委员会任命，一名主席（通常为退休法官）主持法庭。申请人通常由律师和指定翻译陪同。80%的申请被驳回。
“40欧元一份叙事”。“第三天开庭。我与一名行政法官和一名前省长同席。其中一人说：‘我受够了孟加拉国的申请人，真的烦透了。他们总是讲同样的故事。’这些都是刻板印象的叠加。我们应该直接用命令驳回。’”培训人员曾安慰这位年轻的法官：“很快你就会知道该如何裁决，‘吃’多了这些叙事自然就懂了。”卡罗琳·克内希特却拒绝将其视为对所见现象的证言：“被描绘的角色是混杂面孔，是被简化的化身；情境不过是暴力的简单反射。这里的一切都属于虚构。”换言之，现实比这更糟。
《“法院如此裁决”》先记录数场庭审，再描述这些庭审如何影响她的心理。书的第二部分采用自由诗体：“坐席，有如坐进一口混凝土井中。”面对仅依赖“公开来源”（且缺乏科学性）的同事，如何捍卫自己认为正义的事业？评议过程“如同拳击台”。
2015年，寻求庇护者在枫丹白露（Fontenay-sous-Bois）的法国难民署前排队等候。
难点在于，难民的现实情况与国家庇护法院（CNDA）所规定的标准案例清单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无论人们怎么说，没有人能真正理解索马里的氏族组织……由于家庭动态的复杂性，索马里人自己对于其运作方式的经验和认知也并不统一。”很难识别出真正的受创者，那些“拒绝讲述某些事情”或根本不知道如何表达的人，因为即便痛苦也是具有文化特性的：它无法自动地从一种想象体系转移到另一种体系中。更不用说那些与申请人来自同一社区的口译员，他们会隐瞒那些猥亵或屈辱的细节，拒绝“翻译那些糟糕的部分”。或者有些人因为对方属于“异见族群……而拒绝提供帮助”。此外，申请人的笨拙也增加了难度，他们有时会购买一套“行之有效的人生自述”：一名口译员解释道，“我认识一个家伙，他出售自述，每篇 40 €，但他写的内容非常糟糕，讲的是陈年旧事”。一旦欺诈行为被证实，在法院面前的失败便成定局。
断层。 在每一次评议中（这是文本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同样的断层令法官们感到沉重：“一方能预见到在我们的运河中溺亡的受创幽灵，以及我们行政部门的匮乏；另一方则恐惧申请人如潮水般涌来所带来的不稳定。”事实上，联合国将那些“有理由”担心受到迫害的人定义为合法难民。剩下的就只能在每天处理 13 宗案件的情况下，通过这两个词来勉强应对。除了记录的生存经历，卡罗琳·克内希特（Caroline Knecht）出版在 La Découverte 出版社新系列“Catabase”中的这本处女作，还以一种极其贴近这种泥淖状态的风格打动人心。它时而将我们投入一个“柔软”且“缓冲”了一切的感官世界，时而用一个冰冷的措辞将我们惊醒，就像那些没有任何申诉被受理的日子一样：“世间所有的寒冬都倾泻于此 / 在这 0% 之中”。
埃里克·洛雷特（ÉRIC LORET）
卡罗琳·克内希特（CAROLINE KNECHT） 《法院如此裁决》（Ainsi la cour décide） La Découverte, “Catabase” 系列 224 页，19,50 €（电子书：13,99 €）。
埃尔莎·巴朗法，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
通过行走的实践，作者体验到一种与有时有害的环境保持距离，并重新思考的过程。边界于是成为一个被赋予意义的场所。
这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书。书名中的“边界”一词让人联想到一条细线、一道风景或社会中的一笔、一段幕后生活而非台前。生活在边界让人想到“无形”这一近来频繁使用的词。作者埃尔莎·巴朗法拥有辉煌的履历：高师毕业、哲学教师资格证、哲学博士，在巴黎预科班任教，著有多部随笔，然而在书中开篇她却表达了对学术实践的失望，批评研讨会的紧张氛围、权力关系、学术体制中盛行的自我中心主义、过度保护学科的现象。更不用说男性的“实证化”行为。“等什么时候才有人给研讨会起名为‘形而上学的阳刚之气’？”这位曾在青春期遭受过袭击、原本期待在哲学中找到“治愈所提及的种种弊病”的人如此写道。边界也指森林的边缘。这部作品是在乡间长期生活后完成的。它并未颂扬回归自然，而是描述行走时发生的一切。行走建立距离、沉淀思绪，形成一种自由。“忘却并思考，真正忘却，然后有时重新萌生思想。”但当独自行走的是一名女性时，即使在最深的乡间，她也常常保持警惕。埃尔莎·巴朗法有时感到自己处于戒备状态（“女性的空间因此被切身体验为恐惧之地”）。难道这不是原因所在？“我们很少思考空间在哲学中的意义，因为哲学曾是男性的事业，对他们而言空间是不言自明的。他们认为行走如此容易，以至于忘记了空间对那些无所畏惧踏足的人是一种特权。”
《生活在边界》一书以跳跃式的方式推进，从一个水洼跳到另一个，最终抵达一片林中空地、一片田野：边界生活与工作的概念。“远离职业世界贪婪的条条框框和标签，意识到一种边界生活、一种远离媒体喧嚣的写作、远离掌握真理的宏大声音的写作。”一次邀请：将边缘作为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
弗雷德里克·鲁塞尔
埃尔莎·巴朗法 《生活在边界》 《红牌》丛书，克罗坎出版社 88页，5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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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2026年8月20日 星期四
RADARV
在酒店客房里，一切都被精心布置：柔软的床铺、甜点、个性化欢迎卡，甚至还有一只小小的毛绒玩具作为礼物。这是因为位于巴黎旺多姆广场（第一区）附近的五星级酒店Burgundy，几个月前开始将狗狗视为与客人同等的客人。狗主人每晚只需额外支付50欧元，就可以带着毛茸茸的伙伴入住。狗狗还可享受额外付费的个性化服务：由宠物保姆陪同散步、由厨师烹制的鸡肉、牛肉和清炒蔬菜、按摩……
「对我们来说，理所当然的是不仅要接受猫或狗，还要真正像对待孩子一样迎接它们。这甚至可以培养客户忠诚度。」Burgundy Paris酒店总经理妮可·维尔姆斯-考夫曼解释道。该酒店的客人主要来自法国和欧洲，约十分之一的客人会带着狗狗入住。「有一次，一只狗在房间里叫，一位清洁女工不敢进去。」总经理坦承，「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习惯旅行的动物通常知道如何保持安静。」Burgundy酒店远非唯一一家近年来思考如何接待狗狗的酒店。在圣特罗佩（瓦尔省），精品酒店Arev自2024年3月开业以来，每年接待约60只狗狗：为它们准备了靠垫、食盆、玩具，甚至矿泉水（每晚需额外支付100欧元）。对于那些最爱自己宠物的客人，还可以安排「在酒店标志性场所或圣特罗佩风情中进行个性化拍照，以一种独特且优雅的方式留住旅行记忆并与家人分享。」Arev圣特罗佩酒店总经理让-玛丽·勒加尔解释道。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巴黎的克里翁酒店（Rosewood Hotels集团旗下）提供类似服务，每次入住需额外支付150欧元，包括烹制的餐食和「优雅的食盆」。在凡尔赛（伊夫林省），Waldorf Astoria Trianon Palace酒店甚至为狗狗提供私人购物顾问（personal shopper）、品尝「由专业烘焙坊精心制作的美味饼干」●●●
宠物旅游让狗狗中产化
带着狗狗度假变得越来越容易。宠物保姆、厨师烹制的餐食、礼宾服务……酒店业已适应法国人生活中狗狗日益重要的地位。
金·于洛-吉奥特 撰文
2023年，法国人每年为狗狗花费近943欧元。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
●●●并享受「超出简单美容的 wellness 护理」。至于戛纳卡尔顿酒店（阿尔卑斯滨海省），则推出了狗狗专属菜单。而在比亚里茨的Talaia酒店（大西洋比利牛斯省），则设计了「狗狗拿铁」让主人和狗狗可以一起喝咖啡。
带着狗狗去酒店——甚至餐厅——是有钱人的奇想吗？事实并非如此。根据Ifop民意调查所在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63%的主人在选择度假地点时会考虑狗狗是否被允许入住。多个住宿预订网站（如Abritel）已设置「宠物友好」筛选功能。2025年，「允许携带宠物」也是Booking网站上使用频率第三高的筛选条件。
《“生活伴侣”》
“法国四分之一的人拥有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会去度假。”莱奥·马若尔，Ifop新闻与政治研究部门的研究员指出，“但对于那些出行的人来说，确实有强烈的意愿带上宠物。无论年龄、居住地或政治立场如何，法国人对宠物的福祉极为关注。这体现在不将宠物排除在度假之外，而是将其视为家庭的一员。”社会学家让·维亚尔附和道：“过去，人们会处理掉小猫崽，这曾被视为理所当然。如今，如果你这样做，人们会不再与你说话。对生命的态度已经改变，气候危机也加剧了这一变化。但归根结底，是对爱的需求：我们生育的孩子更少，养的宠物却更多。”
这位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学者将狗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新角色归因于多种因素。首先，“我们拥有更多的房子和花园。80%生活在非大都市地区的人养宠物，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相符。”但即使在城市居民中，宠物也越来越普遍。“出生率在下降。在女大学生中，39%表示不想要孩子——当然，生活也充满爱与惊喜。但不可否认，我们生育的孩子更少，而宠物能在某种程度上填补这一角色，”让·维亚尔解释道，“我们看到有人推着婴儿车遛狗，法国人与宠物同眠的数量之多令人震惊。”
法国人甚至为宠物的舒适生活投入大笔开支：根据2023年Ifop的一项研究，每年近943欧元。让·维亚尔补充道：“过去，兽医主要照料役用动物，如马匹。如今他们治疗狗和猫，有时费用高昂。这清楚地表明，人与宠物的关系已转向家庭成员般的投射。”
将狗视为家庭平等一员，正是作家兼兽医埃莱娜·加托所倡导的。她著有《独自入眠、两人同眠……或与狗同眠？》（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2026年）及《为何我选择养狗（而非孩子）》（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2023年）。“狗不仅是宠物，更是真正的生活伴侣，”她认为，“对我来说，它是多重存在：我未曾拥有的孩子，陪我散步的伙伴，单身生活的陪伴者……我们渴望与它共度时光。它能陪我们徒步、运动、度假……”
在凡尔赛，一家豪华酒店为狗提供“私人购物顾问”服务，让它们品尝“美味的手工曲奇”，并享受“舒适护理”。
带着狗一起度假有时充满挑战。Ifop 的 Léo Major 指出，在希望带宠物出行的犬类主人中，“51% 的人在寻找合适的目的地和住宿时感到困难”。这种情况在 35 岁以下的人群中尤为明显，“这个群体比其他年龄段的人经济条件较差，缺乏寻找合适住所的财力，因为这类住宿通常价格更高”。目前有一些网站（如 Emmène-ton-chien.com）专门列出对宠物友好的住宿。正因为寻找欢迎犬猫的度假住所并非易事，Alexandre Alzon 和 Sarah Rossignol 在图赖讷（Touraine）创立了 Pillow and Paw 管家服务公司。与传统的 Airbnb 管家服务类似，他们代表业主管理房源发布、预订、床单更换和清洁工作。但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还提供食盆、宠物篮、毯子和猫砂，以便同样能接待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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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我妻子发现，当我们带着两只猫和一条狗出行时，情况很复杂：不仅许多住宿不接受宠物，我们还得带上所有宠物用品。光是宠物的东西就把车塞得满满当当！”亚历山大·阿尔宗笑着说。这家成立两年的中介服务向房主保证住宿不会受损，也向度假者保证他们可以轻装到达。在Pillow and Paw管理的34处住宿中，亚历山大·阿尔宗和妻子成功说服了31处接受猫和狗入住，几乎全部覆盖。
但大多数房主接受并非出于对动物的热爱：“我们为私人业主清除宠物友好住宿的障碍。这是专业人士早已看中的商机，但私人业主更难把握。我们向他们展示这是一个盈利杠杆。研究还表明，接受猫狗的住宿可比其他住宿高出6%的价格，无论是否带宠物来。”如果动物受到良好接待，租客的评价也会更积极：“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我们的房源会更有竞争力。自今年春天以来，20%的客人带着宠物到来：这也是我们原本可能失去的客源。”罗克珊·朗格尔是一家位于德奥维尔的战略与传播咨询公司负责人，她分析道：“法国人一直希望带狗去度假，但对其经济和营销价值的意识更为晚近。我们从夏季遗弃动物的数量可见：在对狗的爱与度假愿望之间存在摩擦点。”
“在地区层面，还有待开发和推广的空间。带狗出门意味着会去城里，可能顺便买包烟或在露台喝杯咖啡。这能激活当地的经济网络。”
为准备一份针对带狗度假者的小指南，特鲁瓦（奥布省）旅游局肩负起了这一使命。十五年前，该机构就嗅到了法国人对“宠物友好”度假兴趣的增长。在时任局长尼古拉·德利耶的推动下，甚至创立了一个标签：“全宠物旅游”（toutourisme）。“我们发现，当带宠物出行时，仅知道酒店餐厅是否接受还不够，还需要更多信息。”特鲁瓦香槟旅游局数字业务负责人、该标签项目负责人桑德琳·马尔滕解释道。每个获颁标签的办事处都会起草一份指南，说明如果狗生病或走失该怎么办、最近的“狗公园”在哪里、哪些地方可去或不可去。还必须向游客提供一套接待工具包，包括宠物零食样品、粪便袋，并全天提供清水碗。
要获得标签，每年需缴纳250欧元会费，但据桑德琳·马尔滕介绍，对当地的影响物有所值：“有人告诉我们，他们会先查看是否获颁‘全宠物旅游’标签，再决定度假地点。”最初几年，除了南部城市伊斯特尔（罗讷河口省）和加普（上阿尔卑斯省）等少数地区外，几乎没有地方跟进。桑德琳·马尔滕补充道，后来大家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吸引的客户细分市场。起初我们每年只颁发两三个标签，去年收到了15到20份申请。”今年增长势头不减：南锡（摩泽尔省）等30个城市申请标签，使法国获颁“全宠物旅游”标签的城市增至80个，以吸引游客。
《解放报》2026年8月20日 星期四
解放报
反向我的地方（7 / 8）
无共同
masure
《家族之屋》，作者：Léonor de Récondo
这栋家族老宅年逾千岁，是作家兼小提琴家的守护者，见证着历史的沧桑。
远远望去，无法分辨她是少女还是年长女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她的气质。一股地中海风情。走近后，你会断定她是意大利人。这种感觉很难解释。或许是那份气质，一种近乎冷静的美，让人看上去却又无从窥探。需要时间才能领略她的真容。而她比我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她见证过无数战火与爱情，望着我们到来，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她知道每次相遇，我们都会忍不住惊叹。她习惯了这种效果。
然而，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并未察觉到她的美，甚至认为她丑陋。那时我14岁。父母迷上了她。他们坚持要我见她一面。而我只想回到托斯卡纳的村庄，那里度过了大部分夏日。当他们告诉我要去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拜访她时，我简直窒息。什么？还有大海！还有朋友们！他们硬拖着我去了，我极不情愿。父母终归不懂我们的想法。
初见她时，她并不在最佳状态。
被荒废二十余载，她蓬头垢面、满目疮痍，却依然挺过了无数战火与爱情。看到陌生人朝她走来，她振作起来。这并非出于傲慢，而是优雅的本能，令她挺直身躯，让我们得以窥见的，不只是过往美貌的残迹，还有她完整的灵魂。这震撼了我的父母，我想我也不例外，尽管我仍在无聊地叹气。她有名字，叫作「le Prieuré」。门口地面上嵌着一块泥制牌匾，写着她的名字。要抵达她身边，需沿着村庄的罗马式教堂长廊而行，惊叹于檐壁上的雕饰。你会发现这块牌匾曾镶嵌在墙上，如今却倒卧在地，在荆棘间若隐若现。初次相见时，她被荆棘与常春藤窒息。需要想象力与渴望，才能感受到那完整的灵魂。我的父母两者兼具。
le Prieuré是位千岁老妇，诞生于约1000年前。母亲在巴扎斯（吉伦德省）主教图书馆中找到了关于她的文献。世俗教士社区曾在此相继讲学、写作、生活，在教堂与回廊的庇护下。le Prieuré有通往附近城堡的地下通道。她有城墙守护，抵御一切攻势。她俯瞰加龙河。这条河同样饱经沧桑——房屋、坍塌、火灾、战争、祈祷。千年来，老妇与河流相互凝视。她望向北方、河口与大海，尽管年迈，尽管见多识广，却永远无法触及。因为你会猜到，她洞悉一切，在这数百年间，没有什么能逃过她的眼睛。
修复她耗费了无数心血：擦拭灰泥、混合锡耶纳与洛特-加龙省的泥土，让她重焕光彩。十年间，无数双手修补、抚慰、重建她；随着岁月流逝，她重拾昔日风采。而我也爱上了她，无法言喻。这栋房子成了我的锚点，我的夏日、秋季的视角，我的孤独与节庆的视角。
De那个时代的教士和院长，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法国大革命期间，
避难所、写作处、家庭小屋、电影放映厅或心爱的海滩，Libé邀请作家们描绘一处钟爱的场所。
这栋建筑被卖给了马提尼克总督，他请意大利建筑师修复（原来那股意式风情、那份来自远方的气息是真的！），修道院的回廊被拆除。碎石被弃置原地，教堂附近的地面奇怪地隆起。我们踩在柱子和骨骼上。但我们所有人不也如此吗？
我骑车穿越这片土地，贪婪地吞噬着运河边的悬铃木、玉米田、春天的鸢尾、绣球花，还有环绕我们的树木——那棵巨大的金合欢，我每年都与它约定在花期，感受空气因它而变得甜蜜，看它每一朵小白花点缀天空。我将一切吞入腹中，为自己积攒冬天的储备。在灰色的忧郁中，我回到了苍鹭与燕子身边，回到了雨燕疯狂的奔跑。是的，只需闭上双眼，一切便会涌上记忆。
我在那里庆祝了17岁、18岁、20岁。我的朋友们都来了。我们尽情演奏音乐，母亲画画，父亲雕刻。我们吃掉了成吨的甜瓜和西红柿，数百公斤香肠，更不用说成桶的葡萄酒。我们欢笑，那位年迈的女士也笑了。所有这些振动重新渗入她的墙壁，穿堂风，咔嗒作响的百叶窗。一个孩子出生了，我的儿子。他在那里学会了走路，对他来说，这栋房子始终存在，温暖地守护着他的梦想与成长。
我的父亲去世了。与那棵美丽的金合欢同年逝去。他们在同一年熄灭。天空不再有花朵点缀，枯枝仿佛刺破苍穹。悲伤撕裂我的心。那位年迈的女士承受了这份哀痛。她见过太多太多。第二年夏天，鸟儿栖息在金合欢光秃的枝头。那是最美的景致。青草生长，被多次割除。杂草从露台的石板缝中钻出，每个美好季节都在嘲笑我们。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数万次祈祷。这栋房子接纳了新来者。爱情回到了修道院。
先是母亲的伴侣。昨天我看到他们在攀满葡萄藤的凉亭前相拥。我的爱人也迷上了这位老妇人。
我的儿子几天后就要来庆祝20岁生日。我看着时光流逝，几乎没察觉它的流动。老妇人笑着我的天真。她见证了太多战火与爱情。
作者：莱奥诺尔·德·雷孔多
与帕特里斯·诺曼德·勒埃斯特拉合作
我们如此痛恨彼此...
整个夏天，30个关于对立的故事
《解放报》
周四 2026年8月20日
乔治·福尔曼
美国
穆罕默德·阿里
还有
摄影展 今日旗帜 我们的夏季系列 漫画...
1974年10月30日，金沙萨拳击场上，乔治·福尔曼与穆罕默德·阿里对决。图片来源：Focus on Sport / Getty Images
II
夏季
7 我们如此痛恨彼此...
《解放报》 2026年8月20日周四
《丛林中的隆隆声》：阿里与福尔曼的顶点对决
1974年，两位在风格和形象上都截然相反的拳击手在全身心拥护"最伟大的人"的金沙萨展开对决，阿里在拳台上耗尽对手体力，并在场外羞辱了对手。
撰文 雅克·德尼
"我将成为木乃伊的诅咒！"穆罕默德·阿里的这句话奠定了这场日后成为拳击史上最可怕对决之一的基调。为这场战斗所著一书的诺曼·梅勒在1975年将其称为"世纪之战"。"木乃伊"是乔治·福尔曼的绰号，源于他在拳台上的行动方式。1974年秋天，他将在重量级拳王头衔卫冕战中对阵曾经的拳王——后因拒绝参战越南战争（在他看来这场战争与他无关）而被剥夺头衔的阿里。"我的良心不会允许我去射杀我的同胞，或是为强大的美国射杀那些饥饿的穷人。我为什么要射杀他们？他们从未称我为黑鬼，从未私刑处死我，也未曾放狗咬我......"
被禁赛四年的阿里（原名卡修斯·克莱）以出色的手段领导了这场另类战斗，赢得了校园青年的支持。"有人说我有两个选择：进监狱或参军。但我想说，还有一种可能：正义。"他于1970年获准重返拳台。在此期间，他失去了很多，但赢得了永恒的地位。"拳台上的冠军，拳台外的英雄"，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牧师杰西·杰克逊如是总结。
《“两个黑人在黑人国度”》
面对“巨无霸”乔治，在形象上他确实不占优势。然而，这个身高超过1米90的男人绝非善类，更像是个粗暴的家伙，能在两个回合内就把对手击倒。自职业生涯起步以来，这位休斯敦贫民区长大的小伙子已经打了40场比赛并保持全胜，而他的对手却不得不在此时退出拳坛。自那以后，他连连获胜，KO对手，先是成为奥运冠军，后又问鼎重量级拳王，凭借的是一记重拳。从纸面上看，阿里的胜算着实不大，连赌注登记处和身边的人都看衰他。这位将拳击变成动感艺术的风格大师，要如何应对这个如推土机般的对手的猛攻呢？这还没算上他的金句：它们将彻底摧垮这个不善言辞的重拳手。“如果他赢了，我们还要再当300年奴隶。如果我赢了，我们就自由了。”
自从他带着自己的德国牧羊犬抵达扎伊尔——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旧称——起，这个品种的狗就让当地因比利时殖民历史而留下创伤的民众心有余悸。福尔曼成了刚果人的众矢之的。“阿里，干掉他！”(用林加拉语说即“Ali, bo-mayé!”) 成了金沙萨街头的口号。获奥斯卡奖的纪录片《当我们是国王》，1996，记录了这场对决，阿里甚至在终场前还不忘抛出惊人之语。乔治·福尔曼则沦为替罪羊，对非洲大陆一无所知，孤立无援地置身于敌对环境，完全不适应这个选择了自己英雄的国家。而穆罕默德·阿里则在街头奔跑，身后跟着狂热的人群——十年前在拉各斯他也曾被粉丝们尊为“世界之王”。“对我来说，那里就是丛林，有野兽袭击你……实际上那里有小旅馆、夜总会，一点儿都不差！” 毫无疑问，扎伊尔已成为他的后花园。
这场几乎一切都截然对立的两个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对决将被阿里称为“丛林中的轰响”(“The Rumble in the Jungle”)。他选择了这个带有本土色彩的说法，而对手的外表却像个普通美国人。这正中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下怀，他刚发起了一场“本真运动”，模仿塞古·杜尔的风格，并由满街巡演的乐队助阵。正是他——这个杀害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凶手、未来的豹皮帽元帅——与臭名昭著的推广商唐·金一起促成了这场对决。唐·金精通各种卑劣手段，为两位拳手各自砸下不低于500万加元。街头的标语早已打出了主题：“一场由黑人组织、在黑人国度举办、由全世界关注的两个黑人之间的对决。”这场赛事将通过卫星向全球直播。
■ 第八回合结束时，1974年10月30日，穆罕默德·阿里将乔治·福尔曼击倒。 PHOTO KEN REGAN DISNEY GENERAL ENTERTAINMENT CONTENT GETTY IMAGES
■ 乔治·福尔曼于1974年9月11日在赴扎伊尔前的新闻发布会。 PHOTO UNIVERSAL CORBIS VCO. GETTY IMAGES
「乔治，这就是你全部的能耐？」
战斗尚未打响，扎伊尔已成为世界的中心。9月底，金沙萨的五月二十日体育场将举办一场音乐节。这场为期三天的活动由利比里亚投资基金出资，由美国制作人斯图尔特·莱文和南非小号手休·马塞凯拉组织。这场顶级聚会的阵容足以与活动本身相媲美：BB King、比尔·威瑟斯、斯宾塞乐队、姐妹组合、Fania All Stars乐队携手马努·迪邦戈，与非洲兄弟姐妹们同台献艺——刚果 rumba 的两位泰斗弗朗科与 Tabu Ley Rochereau、Abeti Masikini，还有米里亚姆·马凯巴携黑豹党成员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一同到场……一切都为这场盛会铺陈，其主题正是泛非主义。就连詹姆斯·布朗也现身其中，他的《灵魂力量》将成为一部记录历史的纪录片的主题曲，从后台到舞台。阿里这位健谈者再次如鱼得水。他曾将体育变为政治诉求的战场，深知音乐也能传递一场新福音的声音：早在1963年，他就发行了《我是最伟大的》，一张由九个回合组成的专辑，展现了他对措辞的精准把握，恰如说唱歌手的风格。后世的说唱大师们也对他推崇备至，甚至有人认为拳王是史上最伟大的 MC。那么福尔曼呢？他只能在一旁沉默等待，准备用拳头终结一切，只是不断重复着要「干掉阿里」。10月30日凌晨4点，两人终于登上擂台，十万名观众挤满金沙萨五月二十日体育场。阿里身着洁白的短裤，福尔曼则是血红色，两人都专注于目标：大个子乔治的重拳击中沙袋；穆罕默德·阿里则拥有超凡的臂展和闪避对手的能力，遵循他那句名言「像蝴蝶般飞舞，像蜜蜂般叮刺」。只是这次，他直接进入正题，赢下首个回合。暂时领先。阿里没有跳跃闪避，他已做好挨揍的准备。六个回合里，大个子乔治凭借力量压制，阿里则在他耳边轻声细语：「乔治，这就是你全部的能耐？」他承受着重击，用绳索做掩护，采用「绳索诱敌」战术（即「缠斗」）在每次回合结束前才发起反击，直到锣声响起。他的策略是：让这头习惯速战速决的猛兽在回合中逐渐耗尽体力。「福尔曼越来越像《2001：太空漫游》中的电脑哈尔，电池一节节耗尽，行为也变得越发癫狂。」诺曼·梅勒事后如此写道。第八回合终结时，致命一击敲响丧钟：大个子乔治被击倒，职业生涯中首次被读秒，也是最后一次。雷声轰鸣，阿里向人群高呼：「我早就告诉你们他受不了打！」
无情的压力
两天后，带着冠军光环的阿里将会评价福尔曼是个“糟糕的失败者”。他还补充道：“他也许能复仇，但绝无机会……”可怜的小子却因此一蹶不振。Las，在挥霍无度、花费300万美元纵情声色与名车后，他拒绝了复仇邀请，不久之后便放弃拳击转行当了牧师，只因一次神灵启示。“我曾恨穆罕默德·阿里，也恨全世界，”多年后他在蒂埃里·阿尔迪松的麦克风前总结道，“但我离开时却满怀对世人的爱。”阿里则继续在美国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并未退役。他参与的战斗太多，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一年后在菲律宾与乔·弗雷泽的对决——“马尼拉之战”，这场被载入史册的最血腥战役之一。阿里再次用言语摧垮对手，送给弗雷泽一个绰号，足以说明他对对手的“喜爱”：弗雷泽是“猩猩”，因为“他比金刚还丑”。四年前，他还把同样被称为“冒烟的乔”的弗雷泽贬为汤姆叔叔，因为后者是南卡罗来纳州佃农的儿子。这并未阻止阿里第一次被击倒，尽管最终在一场留下太多伤痕的比赛中不光彩地获胜。弗雷泽永远不会原谅阿里用垃圾话摧垮对手的心理战术——唯有他的前辈苏格·雷·罗宾逊，“史上唯一一个比我更强的拳击手”，才能得到他的尊敬。这种可怕的武器——心理压力，正是他在夺得首个冠军时磨砺出来的，对手是被视为7:1大热的桑尼·利斯顿。阿里与利斯顿，一个是彬彬有礼的绅士，一个是毫无优雅可言的粗暴力量。1964年2月25日，那个还叫卡修斯·克莱的男人赢下了一场神经战，彻底击垮了那个被公认为不可战胜的怪物。1963年12月，当利斯顿以圣诞老人形象登上日历时，挑战者宣称：“这绝对是你最不想在平安夜从烟囱里爬出来的男人！”这只是开始，小子接连用致命的言语轰炸前辈的头脑。在拳台上如此，在称重仪式上也如此。面对媒体更是如此。“他们已经为这个老家伙准备了医保，等我一拳打烂他的嘴，他就得换一副牙齿！”他一刻不停，仿佛深知好话能真正伤人。“桑尼个子大，但会在第八回合前倒下。”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疯子。而他，清醒得很，对自己的领域了如指掌。“利斯顿是个拳击机器，而机器讨厌疯子。没人能预知一个疯子能做到什么地步。”最终，胜利后的他，在伊莱贾·穆罕默德领导的伊斯兰民族祝福下，成了穆罕默德·阿里。这个名字本身就昭示了他的色彩：“穆罕默德”意为“值得赞美者”，“阿里”意为“高尚的”、“卓越的”。
祝贺信
如果利斯顿和弗雷泽一样，都被阿里这种不断施压直到招致憎恨的方式搞得心神不宁，最终被彻底击垮，那么福尔曼则会表现得更为宽容。在为上帝服务十年后竭尽全力帮助休斯敦的社区，他于1987年3月重返拳台，年仅38岁。在安杰洛·邓迪（阿里的教练）的帮助下，他连续获胜，最终在45岁时重夺重量级冠军头衔。这一纪录在将近20年后的同一天被打破。他甚至收到了阿里的祝贺信。
从那以后，两人保持着定期联系，并结下了真挡的友谊——据他们的家人说——有时还会一起上电视节目，不断回忆这段往事。阿里因帕金森病长期折磨，在去世几个月后，转型为成熟的商人，曾对《电讯报》表示：“自从他离开后，我的生活中缺少了些什么。这个世界有幸拥有穆罕默德·阿里。他就像一场日全食。你一生中只能见到一次，仅此而已。他是一件艺术品。我职业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第一次见到他。”由此可见，福尔曼并非那么“凶恶”，而阿里也不只是“和善”那么简单。◆
明天：安妮·劳韦尔容 VS 亨利·普格洛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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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 / 系列
《解放报》 2026年8月20日
“沉默寡言对他来说再合适不过”
佩雷克字字珠玑（4 / 6）《解放报》与法国国家图书馆（BNF）合作，从10月13日起举办“乔治·佩雷克使用说明”展览，作为开幕前奏，本报将在一周内刊登作家书信的未发表摘录。今日刊出他于1970年7月28日写给妻子波莱特的信件，信中提及他参加晚宴时与亨利·米修的会面。
乔治·佩雷克与波莱特·佩特拉斯于1960年10月22日结婚。1969年，两人因乔治与苏珊娜·利平斯卡的婚外情而分手，随后和好，并在1970年初再次分开，但始终保持婚姻关系、友谊与默契。
1974年，他们决定同住一栋楼，地址为林奈街13号，乔治住在一楼，波莱特住在四楼。尽管在体裁上始终存在困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华丽辞藻的拒绝，但写作约束最终让他慢慢超越了这一局限），佩雷克热爱诗歌，对其颇有研究（正如他青少年时期的书信所揭示的），并钦佩一些同时代的伟大诗人，如勒内·夏尔和亨利·米修。这封在西里尔和米歇琳·库佩尼克家（西里尔是精神科医生，米歇琳是医生）的晚宴记述，展现了乔治和波莱特对作家私生活的好奇、俏皮与不乏轻浮的态度。同时也体现了佩雷克敏锐的观察力与对他人的高度关注。
让-吕克·若利 乔治·佩雷克协会主席
亲爱的波，
我刚刚才离开亨利·米修，如我所承诺的，现在向你分享我刚刚产生的第一手、最新鲜的印象。
HM是一个头颅极小的人———个真正的针头大小的脑袋，完全秃顶使他显得更矮———嘴巴很小———鹰钩鼻———目光相当严厉、黑暗、极其敏锐，像猛禽一般。
他既不高大也不肥胖———正常———行动自如，没有明显的困难。他穿着考究：浅棕色夏季华达呢西装，白色手帕（普通的）的口袋巾，浅奶油色衬衫，量身定制，领子普通，上面绣有“HM”！奶油色袜子，棕色素色领带，柔软的棕色便鞋。
他的声音平淡，有时略带耳语———他话多但并不讨厌（据说他平时更沉默寡言）；
沉默寡言这个词对他来说倒也合适。他不喝酒（一杯威士忌、一杯葡萄酒、晚餐后的一杯薄荷茶）———他拒绝了我的一支小雪茄，还问我它是否掺了毒（如果掺了，他会接受）———他胃口不错（波尔图冰镇香瓜、洋葱烤小牛肉、豌豆米饭、皱叶莴苣沙拉、奶酪、草莓馅饼；一瓶上好圣埃米利永红酒）。
西里尔当时在耶路撒冷。我们是：S. 米歇琳·库佩尔尼克（越南人，伟大的医生，HM出行必带她）；SL（苏珊娜·利平斯卡，译注）；HM；勒内·贝特莱（HM三十年的朋友，编辑《Mouvements》(1)，在加利马出版社工作，调整语气）和我。
我们依次聊了：
在餐前酒时
贝特莱出版的《法国诗歌选集》en 42
自杀的诗人：伊拉里·沃龙卡、保罗·策兰
关于《E》——HM说他读得不够，无法说自己了解它（唉）(2)
集体连句诗《连句》的作者（鲁博、帕斯、汤普森、桑吉内蒂）
《连句》本身
日本
《一亿首诗》(3)
在餐桌上
几内亚(4)
白蚁和白蚁丘
食木昆虫的一般情况
关于W（他不知道）(5)
连续剧的一般情况
电影中的连续剧
神经生理学词汇对我的其他活动的影响(6)
睡眠前幻觉(7)
埃里克·迪维维耶关于米修的电影
28 7 70
午夜
和毒品（米修只喜欢这部电影！）(8)
关于毒品的电影
（活报剧团）
各种毒品（蘑菇）
《倒置的生活》（他没看过）
餐后，在客厅（米修的墨水画和水彩画美极了！！）：
《新法兰西杂志》
《Tel Quel》
恐怖主义
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
作家带来的启示（贝特莱的不良影响）
布列东
布列东
超现实主义与共产主义
（纳维尔、埃吕阿尔）
弗伦克尔医生(10)
五月风暴(？)
以及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在某一刻，他确实说了类似这样的话：作家的活动与他的谈话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关联，这让我非常开心。我想我会给他写信……
就在这时，贝特莱——这位作家的“启示者”角色——问我“为什么”我写作，我最终宣称“我写作是为了探索自我”，他报以温和的微笑（他一定在想，就算这是煽动性的，这话说得也太好了，还省得他引用什么！） (11)
(1) 1952年出版的亨利·米修诗歌与绘画作品。
(2) 系雅克·鲁博专著《归属的标志》的通称，1967年出版。
(3) 雷蒙·格诺1961年作品集。
(4) 此处应指1970年秋季正在进行非洲去殖民化战争的几内亚比绍。同年秋季，苏珊娜·利平斯卡赴几内亚丛林采访，如《地点》一书中所述。
(5) 此处指自1969年10月16日起在《文学五重奏》连载、将于1970年8月16日因乔治·佩雷克写作困难而中断的《W》连载。
(6) 乔治·佩雷克自1961年起任圣安托万医院神经生理学实验室文献管理员。
(7) 佩雷克1967年出版的小说《一个消失的人》中所写的衰老幻觉。
(8) 1963年《想象的世界图像》。
(9) 1964年阿兰·热泽斯执导的电影。
(10) 超现实主义医生，与亨利·夏朗奈住同一栋楼。佩雷克因荨麻疹危机曾前往就诊，并在《地点》中提及。
(11) 亨利·米修《通道》（1950）中的诗句，佩雷克常以此为座右铭。
《解放报》2026年8月20日 星期四
在尼姆Negpos艺术节上，本届艺术节的荣誉摄影师是希腊艺术家奥尔加·斯特凡努，她与加沙人优素福·舒拉卜合作推出四手作品。摄影：奥尔加·斯特凡努与优素福·舒拉卜
「我18岁，却不快乐，因为我的生活不像其他人那样正常。我只知道战争。」优素福·舒拉卜如是说。
加沙至开罗开放
夏季艺术节
从诺曼底到普罗旺斯，跟随《解放报》的脚步，在8月22日前探索LUX网络的精选展览。今天，我们来到尼姆（加尔省），与奥尔加·斯特法图同行。
他在2024年2月27日逃离加沙与家人之前刚满18岁，如今在吉萨省附近的一所大学就读，而他的家人和亲友则一起住在开罗的一套公寓里。在加沙，优素福的家被炸毁了。他祖父母的家也被炸毁了。他在拉法避难的房子被炸毁了。他的体育中心、他最喜欢的海边场所和最爱的咖啡馆也都被摧毁了。只要网络连接允许，他每天都会与仍留在加沙的朋友通话。他为自己在埃及安然无恙而感到内疚，并表示即使知道风险，他也宁愿回去。摄影师奥尔加·斯特法图详述她的项目时说：「我第一次遇见优素福时，他才14岁，那是在为加沙青少年举办的在线摄影工作坊期间（2020年8月）。那时，他发现了自己对摄影的热情，他创作的一些图像如今已成为这个系列拼贴画的一部分。整个危机期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暗自希望有一天能与他本人见面。当他平安抵达开罗时，这一刻终于到来了。」
迪兰·卡尔韦斯
尼姆（加尔省）NEGPOS展览
2026年9月14日至2027年1月31日
名为「隐形之城」的节目策划围绕三大支柱展开：展览、电影与研究。它致力于体现图像与城市及建筑之间的联系；这三个领域均被广义理解。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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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 / 漫画
《解放报》2026年8月20日
异议者
作者：德夫·巴克德夫 éditions ça et là 出版
《解放报》2026年8月20日
VII
自《我的朋友达默》（2012）出版以来，德夫·巴克德夫便成为美国独立漫画界的重要人物。在以肯特州立大学枪击案为主题的前作后，他再次以纪实手法，通过年轻漫画家乔·赫特尔的形象，讲述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与《群众》杂志——一个和平主义与社会主义堡垒——的艺术家们之间的激烈较量。这些艺术家们遭到监视、骚扰，甚至面临被逮捕的威胁。
今日问答
80年代粉丝
作者：约翰娜·吕森
- 在20世纪80年代，Libé的Minitel粉色信息服务叫什么？
A 3615 ALINE B 3615 TURLU 3615 MONIQUE 3615ULLA
- 他执导了《就是这样》的Rita Mitsouko音乐视频（1986），视频中有一只在电视机前换台的猴子……
A 让-巴蒂斯特·蒙迪诺 B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让-保罗·古德 让-巴蒂斯特·吕利
- 在《草原小屋》的片头曲中，谁因为把鞋子穿反而摔倒在草地上？
A 西德尼·格林布什，化名卡丽·英格斯 梅丽莎·吉尔伯特，化名劳拉·英格斯 布鲁克·希尔兹，化名托尼亚·哈丁 D 艾莉森·阿恩格里姆，化名内莉·奥尔森
- "改变就是现在"是弗朗索瓦·奥朗德2012年竞选的口号，它改编自另一句竞选语录。这句语录来自……
A 乔治·马歇1981年 B 弗朗索瓦·密特朗1981年 雷蒙·巴尔1988年 D 安德烈·拉茹瓦尼1988年
- 雷诺在《HLM》这首歌中描述的公屋租客们，当房东因为没交房租而上门时，他们做了什么？
A 他们在巴士底狱示威 B 他们乘坐面包车逃往阿列日省 O 他们玩RTL行李箱游戏 D 他们给《解放报》写信
- 埃里克·侯麦在哪家巴黎夜店拍摄了《满月之夜》？
A Le Palace B Le Queen Les Bains-Douches D Le Macumba
- 哪部电影中出现了"纳粹！我恨这些家伙"这句台词？
A 《夺宝奇兵：法柜奇兵》 B 《OSS 117：开罗谍影》 《夺宝奇兵：最后的十字军东征》 D 《老爸有种》
- 1982年7月8日在塞维利亚，法国队在世界杯半决赛中对阵联邦德国，在帕特里克·巴蒂斯通被守门员粗暴撞倒后，法国队在点球大战中失利。这位守门员名叫……
A 哈拉尔德·舒马赫 B 迪特·博伦 迈克尔·舒马赫 D 库尔特·舒马赫
- 在柏林墙倒塌前，哪首奇怪的热门歌曲在2021年默克尔卸任总理时由德国联邦国防军演奏？
A 《你忘了彩色胶卷》，妮娜·哈根 B 《改变的风》，蝎子乐队 《99个气球》，妮娜 《生活就是生活》，Opus乐队
TC: 3A, 3A
答案：1B, 2A, 3A, 4B («Changer la vie»), 5D, 6℃,
海滩口袋书
塞德里克·格拉
《干渴之路》
Récits系列，216页，8,70欧元
今日，前往咸海之源的旅程，那里是20世纪最大的生态灾难之一的受害地。
可不仅仅是国家有国旗
棋盘格
在每场赛车结束时挥舞以向获胜车手致敬并宣布比赛结束的方格旗起源不明。有几种说法：最有趣的一个版本是，一位赛道委员当天正在下国际象棋，当获胜车手冲线时，他惊讶之下只能挥动棋盘来宣布胜利。当然这不太可信，但比起可能只是为了让参赛者从远处认出颜色和图案来结束比赛的选择，这故事显然更有诗意。
规模，我的美人
作者：艾丽斯·克莱尔、萨维尼安·德·里韦、朱利安·吉约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咸海不断蒸发。当时它是世界第四大湖泊，面积超过60 0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比利时的大小。其干涸——由咸海的两条主要河流阿姆河和锡尔河被人为改道引起——无疑是20世纪最严重的生态灾难之一。如今，在哈萨克斯坦修建的一道堤坝保护下，北部尚存一片水域，被称为"小咸海"。其余部分（初始面积的90%）则沦为一片广袤的沙漠，风卷起盐分，腐蚀的渔船搁浅其间。一个没有起伏的世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正是在这里，作家兼探险家塞德里克·格拉开启了他的漫长旅程，沿着阿姆河溯流而上，从咸海一路抵达其源头——位于塔吉克斯坦帕米尔高原腹地、海拔5 000多米的费德琴科冰川。这是一段穿越四国、长达2 500公里的旅程，跨越数世纪的历史。书中并未披露苏联农业政策导致的生态灾难的惊人内幕，其价值在于别处：在于文字、相遇，以及作者对这片无垠石砾与狂风之地的凝视，唯一的指引是一条奄奄一息的河流。
Libération
M 00135 - 320 - F: 3,00 €
3 € Première édition. N° 14018
JEUDI 20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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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N SPORT
FTE
Ils se sont tant détestés Mohamed Ali et George Foreman
CANTER CENTRAL
Vacances et chiens des hôtels toulous compris
PAGES 22-23
Mykhailo Fedorov L'ex-ministre qui défie Zelensky
PAGES 6-7
Yannick Jadot et Sandrine Rousseau. PHOTOS D'ENS ALLARD ET XOBÉ BOUZAS. MANS LUCAS
Libération
GLOUKSMANN OU MÉLENCHON
VENTS OU ALLER?
Les Ecologistes font leur rentrée ce jeudi dans leur fief de Grenoble. Si Marine Tondelier reste pour l'instant leur candidate à la présidentielle, Yannick Jadot et Sandrine Rousseau défendent dans «Libération» deux options d'alliances opposées. PAGE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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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ÉSIDENTIELLE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ÉCONOMIAL
Par ALEXANDRA SCHWARTZBROD
Perdus
En cette fin d'été climatiquement apocalyptique, les verts devraient logiquement aborder leur rentrée politique en position de force et unis comme jamais. Dopés par la conviction d'avoir eu raison avant tout le monde sur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les feux géants, la sécheresse, les pénuries d'eau, les migrations forcées ou les pesticides. Et au taquet pour devenir la force de proposition incontournable de la campagne électorale qui vient. On peut leur reprocher beaucoup de choses, mais ils ont fait le job ces dernières décennies, alertant sur les dangers à venir, sur ce mur contre lequel nous allions bientôt nous fracasser. Eh bien non, ils abordent la campagne électorale de cette présidentielle à haut risque plus divisés, perdus et fragilisés que jamais, Kafka aurait adoré. Il suffit de lire les deux interviews que nous avons recueillies de deux figures majeures des Ecologistes, on peine à croire
qu'elles travaillent ensemble au sein d'un même parti. Ex-compagnon de route de Dany Cohn-Bendit et ancien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de 2022, Yannick Jadot reconnaît que les Ecologistes ont une obligation de se réinventer, mais il l'envisage plutôt au sein d'«un camp de la social-écologie», en gros au côté de Raphaël Glucksmann si celui-ci confirme dimanche soir sa candidature à la présidentielle. «L'écologie politique doit choisir quelle gauche elle veut bâtir: le temps de la clarification politique est venu, nous dit-il. Si certains veulent rejoindre Mélenchon, eh bien bon vent!» Va-t-elle le prendre au mot? Si elle reconnaît que les Ecologistes sont «plombés par la désunion» qu'ils créent eux-mêmes, Sandrine Rousseau, ex-finaliste de la primaire des verts de 2022, a plutôt envie de renverser la table, d'envisager une société alternative, d'insoumission, bref de basculer côté LFI. «Nous n'avons plus le temps d'être polis», lance-t-elle et on la croit sur parole. Et les militants dans tout ça? Et les électeurs? Et les combats écologiques? Pour l'heure, chacun se débrouille comme il le peut pendant que la maison brûle. En position de faiblesse et désunis.
2027 Les écoles pris en étau
Après l'échec de la primaire des unitaires, les verts vont devoir faire face à un douloureux dilemme. Pour éviter la scission, leur cheffe, Marine Tondelier, maintient pour l'instant sa candidature à la présidentielle, alors que leurs journées d'été s'ouvrent à Grenoble.
Par LUCIE ALEXANDRE
Le paradoxe est d'une ironie féroce, digne d'une tragédie antique. En cet été 2026, même les Français les plus désabusés par la politique n'ont pas pu songer à autre chose qu'a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Entre les vagues caniculaires qui ont épuisé – voire tué – les organismes, et les incendies, qui ont ravagé le territoire, la belle saison s'est muée en période infernale. A moins d'un an de l'élection reine de la politique française, la poussée inédite d'éco-anxiété dans la population pourrait logiquement bénéficier à la candidature de la patronne des Ecologistes, Marine Tondelier. Laquelle n'a pas ménagé ses efforts, tout au long de la césure estivale, pour attaquer l'impréparation du gouvernement sur tous les sujets, de l'éclipse à la chaleur en passant par les feux de forêt. Pour finir par exhorter le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à réunir, en cette rentrée, «l'ensemble des forces politiques et parlementaires» afin de discuter des réponses à la crise climatique susceptibles d'être intégrées au budget 2027, dans un courrier adressé, mardi 18 juillet, à Matignon. C'est pourtant dans une ambiance assez délétère que les verts inaugurent, aujourd'hui à Grenoble, leurs universités d'été qui se tiennent jusqu'à samedi. La débâcle de la primaire des unitaires, définitivement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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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2019, l'occasion manquée de refonder la gauche
Avec ses bons résultats aux européennes, EE-LV a eu l'occasion, trois ans avant une présidentielle, de «recomposer» un espace politique social et écologiste autour d'eux. Depuis, la fenêtre s'est refermée.
Comment les écologistes français en sont-ils arrivés là? A avoir deux de leurs prétendants à l'Élysée en 2022 qui, cinq ans plus tard, estiment qu'il ne faut pas avoir de candidate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et soutenir, pour l'une – Sandrine Rousseau –, un ex-socialiste, pour l'autre – Yannick Jadot –, la tête de liste des socialistes aux précédentes élections européennes. Jamais, malgré les efforts réels et sincères de leurs dirigeants et militants, depuis leur fondation en 1984, leur existence politique n'a été aussi menacée qu'avec cette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Leurs dirigeants répondront que cela fait des années que nous autres, médias, annonçons – comme pour le Parti communiste – leur disparition. Et des années que le vert continue pourtant de colorer la gauche française. Mais à l'heure où ils devraient être majoritaires (au moins) de ce côté-ci du paysage politique français, ils restent enkystés dans une position minoritaire.
Physique. Trop faible, la planète verte ne peut résister à l'attraction de la galaxie insoumise d'un côté – Jean-Luc Mélen-
chon – et l'étoile d'un centre gauche en recomposition – Raphaël Glucksmann –, libérée, elle, de la force macronienne dans laquelle elle était aspirée depuis 2017. La politique, c'est aussi de la physique. L'erreur des écologistes français est ne pas avoir su ou assez voulu refonder la gauche sur leurs propres bases après l'arrivée au pouvoir d'Emmanuel Macron. Certes, Yannick Jadot s'était alors effacé derrière Benoît Hamon. Lequel, avec ses 6,5%, a manqué de forces pour faire en sorte que Génération, le mouvement qu'il avait créé – puis laissé à d'autres – puisse être le socle d'une «recomposition» de la gauche sur une base sociale et écologiste. Oui, ils ont été, en 2017, rayés de la carte à l'Assemblée quand LFI entrait dans l'arène avec 17 députés et le PS sauvait 30 élus. Mais justement: entre une France insoumise encore en construction et trop radicale, et un macronisme naissant déjà sur une pente libérale et décevant sur l'environnement, Europe Écologie-les Verts (leur nom à l'époque) aurait dû prendre le risque de la «refondation» après les européennes de 2019. Lors de ces élections, Yannick Jadot et sa liste arrivent troisièmes (13,48%). Premiers à gauche. Loin devant La France insoumise (6,31%) et les socialistes (6,19%) menés par Raphaël Glucksmann. En vue de la présidentielle de 2022, les écologistes auraient dû, à ce moment-là, être les artisans d'une nouvelle force de gauche. Devenir enfin centraux. Non pas se vivre comme les
«nouveaux rois de la gauche» mais comme les premiers d'une nouvelle ère à gauche. L'espace politique était là. Les écologistes avaient alors assez de force pour obliger les socialistes à choisir entre eux et Macron, et pour aller chercher des figures insoumises de l'époque qui, déjà, pouvaient douter des pratiques de leur chef.
Débouché. Les verts auraient dû s'appuyer sur la force sociale des marches pour le climat de l'époque pour enclencher leur dynamique. Certes, ils ont essayé de relancer – à raison – l'idée d'une grande primaire. Mais il aurait fallu aller au-delà des questions d'appareil et travailler concrètement à une grande force sociale et écologique. Oser en finir avec les partis hérités du XXe siècle. La fenêtre s'est refermée. Profitant du vote utile, Jean-Luc Mélenchon a siphonné la gauche en 2027 et offert un débouché politique à la «génération climat» avant d'en offrir un, aujourd'hui, à cette «génération Gaza» qui manifeste. Retombant sous la barre des 5% à la présidentielle, les écolos n'ont pu qu'accepter – comme le PS – l'accord législatif des insoumis pour sauver la boutique et retrouver un groupe à l'Assemblée. Voulant sauver leurs élus européens, ils n'ont su s'ouvrir aux européennes de 2024, permettant à Glucksmann de renverser le rapport de force à gauche entre eux et les socialistes. Voilà comment, malgré leurs efforts pour maintenir l'union à gauche, les écolos en sont arrivés là.
LILIAN ALEMAGNA
enterrée par un vote des adhérents socialistes le 9 juillet, transforme leur position centrale en un dangereux étau, sous la pression conjointe des deux gauches irréconciliables de Raphaël Glucksmann et Jean-Luc Mélenchon. Avec un risque réel d'implosion du parti au pied du mur électoral, d'ici le printemps prochain.
Un «casse-noix» théorisé de longue date par le chef insoumis, qui s'exprimera dimanche, en clôture du campus de son mouvement à Châteauneuf-sur-Isère (Drôme). De son côté, Raphaël Glucksmann explique, en privé depuis des mois, vouloir «forcer les écologistes à choisir» entre la gauche sociale-démocrate et La France insoumise. Apparemment résolu à s'inviter sur la photo de rentrée, le leader de Place publique pourrait officialiser sa candidature à la présidentielle, ainsi qu'à la primaire du PS, dimanche soir, au 20 heures de TFI.
DIRECTION IMPASSIBLE Entre les murs de la maison verte, les opposants de Marine Tondelier en profitent pour s'engouffrer dans la brèche. La députée de Paris Sandrine Rousseau, partisane d'un rapprochement avec les insoumis, fait le tour des plateaux depuis quelques jours pour exiger «une clarification de la ligne politique». Sénateur de la capitale, qui portait le
maillot écolo dans la course à l'Élysée en 2022, Yannick Jadot annonce pour sa part, dans Libération, «une initiative pour refonder la social-écologie» en scellant un accord avec le PS tout en excluant Jean-Luc Mélenchon (lire nos interviews pages 4 et 5). Un texte doit être publié aujourd'hui et le service après-vente devant la presse est prévu demain matin à Grenoble. Pas de quoi faire frémir la direction écologiste, qui s'affiche pour l'heure impassible. Les militants ont validé le principe de la candidature de Marine Tondelier lors d'une consultation organisée début juillet, et son retrait n'est pas à l'ordre du jour. «Cet été dantesque montre qu'il y a un besoin d'écologie politique dans ce pays», argumente-t-on dans son entourage. Accrochée à l'idée que le peuple de gauche réclame l'union, celle qui fête ses 40 ans dimanche ne dévie pas de sa route, et a envoyé un courrier, le 16 août, pour appeler à «redisculer avec tout le monde à gauche», «sans exclusive».
Un vœu pieux? Aucune réponse n'a été reçue depuis, sauf de la part de Debout !, la formation de François Ruffin. La venue de l'ex-insoumis à Grenoble, pourtant dirigé sous bannière verte par sa sœur Laurence Ruffin, était encore incertaine mercredi. «Ce courrier est une façon de gagner du temps pour éviter d'avoir à faire face au problème», s'agace un
député écologiste, alors que l'appareil se divise entre trois lignes: l'autonomie verte jusqu'au bout, dans l'espoir de préserver l'intégrité de la boutique, un accord avec Raphaël Glucksmann, ou le principe d'un deal avec LFI.
APPELS DU PIED
Si les cadres sont globalement hostiles à cette dernière option, une part importante des députés n'est pas insensible aux appels du pied insoumis, du fait de la localisation de leurs circonscriptions en zones urbaines, où les troupes de Jean-Luc Mélenchon font de gros scores. La présidente du groupe écolo à l'Assemblée, Cyrielle Chatelain, est d'ailleurs attendue sur la scène des Amfis, demain midi, pour un débat en présence de l'eurodéputée LFI Manon Aubry, du vidéaste Usul, et du porte-parole d'Attac Raphaël Pradeau.
Des députés insoumis comme Hadrien Clouet, Aurélie Trouvé ou Aurélien Le Coq seront, pour leur part, présents chez les écolos. L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S, Olivier Faure, passera, lui aussi, samedi, à Grenoble. Où l'on ne verra en revanche pas les ex-insoumis unitaires Clémentine Autain et Alexis Corbière, retenus à Tours au raout de leur propre parti L'Après. Une ultime preuve que la primaire unitaire appartient bien au passé. ➡
Les étapes de la rentrée des gauches
GAUCHES : UN TOUR DE CHAUFFE
C'est parti. Les écolos et les insoumis donnent le coup d'envoi ce jeudi de la rentrée des gauches. Les uns à Grenoble, les autres dans la Drôme. Communistes et ex-LFI suivront ce week-end à Toulouse et Tours avant que les socialistes ne prennent le relais en fin de semaine prochaine à Blois. François Hollande fera un crochet par Sens pour débattre avec Edouard Philippe chez Jean-Michel Blanquer le 29 août. Tous (ou presque) se retrouveront à la Fête de l'Huma du 11 au 13 septembre. D'autres iront chez Carole Delga dans l'Aude, le 19 septembre.
4 PRÉSIDENTIELLE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Yannick Jadot
«Certains veulent rejoindre Mélenchon? Eh bien bon vent!»
Le candidat écologiste de 2022 répète son opposition à tout accord avec La France insoumise et lance un appel à un rassemblement transpartisan de la «social-écologie» sans (encore) soutenir Raphaël Glucksmann.
En désaccord avec la stratégie de «trait d'union» de la direction écologiste, Yannick Jadot, ancien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de 2022, annonce à Libération lancer une initiative visant à «refonder la gauche autour de la social-écologie». Un nouvel appel au rassemblement excluant La France insoumise de Jean-Luc Mélenchon.
Quel bilan tirez-vous, en tant qu'écologiste, de cet été de canicule?
C'est un moment de traumatismes individuels et de bascule pour la société. Le chaos climatique percute tout le monde, dramatiquement les plus fragiles, jusqu'à se retrouver confinés dans des logements inhabitables. Cela s'aggravera si on n'agit pas enfin. L'idée que l'été est une pause, de la légèreté, a disparu. Ce sont aujourd'hui des vies perdues, des corps épuisés, des maisons brûlées, la nature ravagée, l'agriculture dévastée.
Le «monde d'après» ne peut pas être celui «d'avant» en pire, avec une extrême droite climatosceptique, un gouvernement et une droite dans le déni. La bonne nouvelle, c'est que nous avons les solutions pour sortir des énergies fossiles, pour adapter nos logements, nos territoires au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et qu'elles créent des emplois, du pouvoir d'achat et des usines. A nous de trouver les mots justes pour embarquer la société, pour transformer la sidération en mobilisation collective.
Mais pour changer les choses, il faudrait que la gauche gagne la présidentielle... Pourtant, entre Jean-Luc Mélenchon, qui trace sa route, Raphaël Glucksmann, qui poursuit la sienne, les candidatures de Marine Tondelier, François Ruffin, sans doute Fabien Roussel, n'a-t-elle pas déjà perdu?
Je suis consterné qu'une partie de la gauche considère la présidentielle perdue. Je les entends déjà préparer les règlements de comptes pour le jour de la défaite, s'exonérant de toute responsabilité. Continuer à alimenter l'illusion d'une union de toute la gauche quand on la sait impossible, c'est la résignation à la victoire du pire. Je ne me résous ni au chaos climatique, ni à la débâcle démocratique.
Vous faites allusion à Marine Tondelier qui, la semaine dernière, a appelé à des discussions à gauche «sans exclusive» pour tenter de s'unir en 2027?
Notamment. C'est ajouter la confusion sur les valeurs à l'illusion et à la résignation. La seule question que doivent aujourd'hui se poser les écologistes c'est : quelle gauche doit-on construire pour être utile au pays et battre l'extrême droite? Ma conviction, c'est qu'elle doit être européenne, internationaliste, démocratique. Le nationalisme antieuropéen, l'indignation sélective sur les dictatures, les
peuples opprimés, sur le racisme et l'antisémitisme placent Jean-Luc Mélenchon à l'opposé des valeurs écologistes. Je lance donc une initiative pour refonder la gauche autour de la social-écologie : «Rassembler la social-écologie». C'est un appel à rassembler celles et ceux qui, dans les partis, et plus encore en dehors, partagent cette même sensibilité qui veut faire de la justice sociale et de l'impératif écologique un même projet porteur d'espoir et de victoire en 2027.
Une initiative? C'est-à-dire?
Ce n'est pas un nouveau parti politique mais un rassemblement transpartisan, qui veut dépasser les appareils existants pour bâtir la gauche capable d'affronter les défis d'aujourd'hui et de demain. Nous, écologistes, avons une obligation de nous réinventer, de prendre acte que si nous avons raison sur les alertes climatiques, que si nous avons, du Parlement européen jusqu'aux communes, agi pour le climat, la biodiversité, la justice sociale, ça ne suffit pas électoralement.
C'est le même diagnostic, sur leur propre terrain, pour les sociaux-démocrates. Nous devons donc produire une véritable hybridation intellectuelle et politique. Si nous ne sommes pas capables de créer le mouvement, la force politique, le rassemblement pour 2027 et au-delà, nous serons définitivement inutiles au regard de la menace de l'extrême droite qui veut casser le contrat social et le pacte républicain à coups de bulldozers.
Vous cheminez depuis plusieurs mois aux côtés de Raphaël Glucksmann. Vous étiez à son meeting, à Aubervilliers, en juin. Qu'attendez-vous pour le rejoindre?
Je soutiendrai sans équivoque la meilleure candidature social-écologiste. Mais pour l'instant, il n'y en a pas sur la table... Si j'avais voulu rejoindre une écurie, ça serait fait depuis longtemps. Je suis écologiste, je reste écologiste!
Vous pointez des incompatibilités avec Jean-Luc Mélenchon mais il en existe aussi avec les socialistes, avec qui vous envisagez pourtant de travailler... Il y a le nucléaire, l'autoroute A69, que certains membres influents du PS défendent...
J'ai critiqué cette gauche qui, au pouvoir, a combattu de façon trop timorée un capitalisme devenu barbare, et conserve parfois une tentation productiviste. L'enjeu, aujourd'hui, est moins d'où l'on vient mais ce que nous voulons faire ensemble. Et je ne mets pas sur un pied d'égalité l'A69, que j'ai combattue, et l'Ukraine, l'antisémitisme et l'Europe. Sur le nucléaire, il va falloir trouver un compromis. Mais tout le monde a compris, avec l'été que nous traversons et le choc pétrolier lié au conflit au Moyen-Orient, que la priorité absolue, c'est le déploiement des énergies renouvelables, l'isolation des logements, les pompes à chaleur réversibles, les transports électriques et l'agroécologie.
Vu l'importance de l'écologie, peut-il ne pas y avoir de candidat issu des verts, dans la prochaine présidentielle?
L'écologie politique n'est pas, cette fois, en capacité de porter la gauche, ou même une partie de la gauche. Je le regrette profondément.
Mais parce qu'il n'y aurait pas de candidature écolo, l'écologie devrait disparaître de la campagne? Évidemment non. Je me bats contre cela depuis des mois. Rassembler la social-écologie, c'est garantir que l'écologie soit au cœur de la nouvelle gauche démocratique.
Qu'avez-vous pensé du programme que votre parti a dévoilé en juillet? Vous vous y reconnaissez?
Il y a du boulot. C'est très positif. J'ai suffisamment critiqué le fait que, pendant presque deux ans, le fond avait été minoré pour ne pas applaudir quand le travail a été fait. Les Ecologistes semblent profondément divisés pour aborder la présidentielle, entre ceux qui veulent rejoindre Jean-Luc Mélenchon, ceux qui veulent une candidature autonome, et ceux, comme vous, qui veulent bâtir une alliance avec les sociaux-démocrates. N'y a-t-il pas un risque d'éclatement du parti? Et d'effacement de l'écologie politique?
L'effacement de l'écologie politique a commencé quand elle a délaissé le leadership sur les idées et le projet pour jouer les animateurs des partis de gauche, le trait d'union entre le PS et LFI, en priorisant une candidature unique puis une primaire à laquelle ses artisans eux-mêmes ne croyaient pas. Maintenant, je le répète, l'écologie politique doit choisir quelle gauche elle veut bâtir. Le temps de la clarification est venu... Si certains veulent rejoindre Mélenchon, eh bien bon vent!
Si les militants et la direction écolos venaient à décider de se ranger derrière Jean-Luc Mélenchon en 2027, vous quitterez le parti?
J'ai été un des fondateurs d'Europe Écologie. Si ce devait être le cas, je partirai illico...
Des personnalités sociales-démocrates avec qui vous envisagez de travailler, dont Raphaël Glucksmann, assument vouloir parler à une partie du centre. Vous êtes à l'aise avec cette stratégie?
J'ai lu le livre de Raphaël Glucksmann, j'ai été à son meeting à Aubervilliers. Son discours est ancré à gauche, sans ambiguïté, et son engagement écologique indiscutable. Je ne vois pas où est cette pseudo-union des centres. Je suis affligé de voir des responsables socialistes reprendre les pratiques funestes de La France insoumise des procès en droitisation.
Pensez-vous que toute alliance avec LFI doit être proscrite? Y compris aux législatives, dans un contexte où l'extrême droite pourrait gagner la présidentielle?
La rupture est consommée avec LFI. Quand j'entends Mélenchon brutaliser le débat public, dénoncer le projet européen, dire qu'il faut rouvrir les gazoducs avec la Russie, qu'on doit faire l'alliance avec la Chine qui ne serait pas une dictature, ce n'est pas possible. J'appelle donc les écologistes à embrasser la social-écologie.
Recueilli par LUCIE ALEXANDRE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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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rine Rousseau
«Si LFI veut gagner, il va falloir ouvrir le dialogue»
La députée écologiste appelle à bâtir «une alliance» incluant les insoumis pour 2027. Sans évoquer, à ce stade, l'hypothèse d'un ralliement individuel.
Il y a un an, elle était la seule élue écologiste conviée aux universités d'été de La France insoumise. Cette année, aucune invitation n'a été envoyée. Comment l'expliquer? L'ex-finaliste de la primaire des verts de 2022 n'a jamais caché ses affinités avec la radicalité affichée par les partisans de Jean-Luc Mélenchon. Mais pour l'instant, Sandrine Rousseau n'apparaît pas comme une imminente prise de guerre. Et semble plutôt vouloir
pousser les insoumis à composer avec le reste de la gauche, en élaborant un accord avec la boutique écologiste. Un rassemblement qui doit d'abord passer, selon elle, par un travail de fond, pour mettre à plat un certain nombre de divergences, sur les questions internationales ou le productivisme.
Entre les canicules et les incendies, quel bilan tirez-vous de cet été aux airs d'apocalypse? L'effondrement écologique a commencé. Quand j'étais en thèse à la fin des années 90, on pensait que les gouvernements n'agissaient pas parce qu'ils ne voyaient pas arriver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Aujourd'hui c'est sous nos yeux, et il ne se passe toujours rien. Cela pose donc une question : le capitalisme
va-t-il tuer l'espèce humaine? J'ai l'impression de vivre dans une dystopie comme le film Don't Look Up. Sur les plateaux de télévision, on débat des climatiseurs. Ce niveau de déni me déstabilisé.
Quelles conclusions politiques faut-il en tirer?
On ne peut plus s'amuser avec des petites mesures, on doit sortir du modèle productiviste. Il faut y aller franchement et assumer la construction d'une société alternative. Nous n'avons plus le temps d'être polis. Pendant l'été, TotalEnergies a annoncé avoir fait 11 milliards de bénéfices, et le groupe fait partie des cinq compagnies qui polluent le plus au monde. Dans un pays rationnel on devrait proposer de nationaliser Total, parce que la crise
climatique est notamment due à cette entreprise. On devrait se dire qu'elle est dangereuse, et qu'on la nationalise pour en contrôler l'activité, et diminuer progressivement l'exploitation du pétrole.
Malgré le contexte, on a l'impression que la gauche en général, et les Ecologistes en particulier, n'arrivent pas à peser dans le débat. Comment l'expliquer? Quand nous étions unis dans le cadre du Nouveau Front populaire lors des législatives de 2024, nous avions été entendus, et même créé un espoir. Aujourd'hui, nous sommes plombés par la désunion que nous créons. Cela place nos électeurs potentiels face à des dilemmes, au lieu de leur proposer un débouché. Sur la stratégie, les zig-zags de la direction des Ecologistes donnent le tournis. Et sur le fond, j'ai parfois l'impression qu'on n'assume pas la radicalité que l'effondrement en cours appelle, comme si ce n'était pas assez présidentielle. Tout cela affaiblit notre message et bride toute dynamique.
Votre secrétaire nationale, Marine Tondelier, a pourtant affirmé il y a peu dans La Tribune dimanche qu'elle était prête à «rediscuter avec tout le monde à gauche», ce qui induit de rouvrir le dialogue avec Jean-Luc Mélenchon et les siens.
C'est une réponse au travail interne que nous avons mené avec d'autres mais je crains que cela ne soit qu'un gage donné à nos militants pour gagner du temps, en attendant les résultats de la primaire du PS. Parallèlement, notre accord pour les sénatoriales, pour la seconde fois, exclut LFI, au profit d'une figure comme la socialiste Hélène Geoffroy [ex-maire de Vaulx-en-Velin], dont la ligne est de refuser toute union à gauche. Derrière l'affichage du courrier [du parti aux autres forces de gauche], on renforce le concept absurde de gauche non-mélenchoniste. Si la ligne de la direction est de s'allier avec l'aile droite du PS, qu'ils l'assument et qu'on en débatte, mais j'en ai ras le bol de ce brouillard entretenu volontairement, qui rend le parti inaudible.
Vous ne considérez plus les socialistes comme des alliés potentiels?
Après cet été, je suis sûre d'une chose : l'aile droite du PS qui prône des grands chantiers inutiles et polluants comme l'autoroute A69, moi je n'en veux pas. Mais je ne mets pas tous les socialistes dans le même sac comme le font les insoumis. C'est plus compliqué que ça, il faut faire preuve d'un peu de mesure par les temps qui couent. Je pense qu'il y a une aile gauche du PS qui veut construire la transformation écologique, et qui a sa place dans l'union. Avant l'été, vous affirmiez dans Libé que vous ne soutiendrez jamais Raphaël Glucksmann. Qu'attendez-vous pour rejoindre Jean-Luc Mélenchon?
Je ne veux pas me rallier, je veux me battre au sein de mon parti afin de construire une alliance susceptible de gagner en 2027. Je veux que cette option existe, qu'elle soit débattue et décidée par un vote interne.
Quant aux insoumis, je leur pose la question : veulent-ils vraiment bâtir une union autour de Jean-Luc Mélenchon, ou seulement que l'on se range derrière son drapeau? Ce n'est pas la même chose, et leur démarche n'est pas claire à ce stade. Si LFI veut gagner, il va falloir ouvrir le dialogue, car nous serons plus forts dans une alliance qu'avec des ralliements.
Le rapprochement avec les insoumis peut-il exister sans conditions précises? Sur les relations avec la Chine, Taïwan, la guerre en Ukraine ou l'UE, les positions des Ecologistes ne sont pas alignées avec les leurs. C'est pour ça que nous avons besoin d'ouvrir des discussions sincères et ambitieuses. Derrière les conflits internationaux, il y a des enjeux de ressources. J'aimerais aussi qu'on parle avec eux de l'Europe, qui est un sujet très important. A l'heure où les événements extrêmes se multiplient, l'UE peut être précieuse par exemple pour créer une force de sécurité civile massive. Il faut aussi aborder la question de la dette et de la Banque centrale européenne, la politique agricole commune et la gouvernance de l'Europe.
Par ailleurs, je trouve qu'il y a une ambiguïté chez LFI sur la croissance. Veulent-ils sortir de ce modèle ou sont-ils toujours dans une logique redistributive? J'aimerais aussi interroger leur relation à la technologie, alors que nous vivons l'émergenc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Sont-ils dans une forme de sacralisation du progrès technique? Il y a un travail de fond à mener, on peut acter des désaccords, mais l'attitude de la direction écologiste empêche tout débat serein. Même chose avec les socialistes, la question du fond n'est quasiment jamais posée dans les discussions d'alliance. Quel est le modèle agricole, le modèle de croissance défendu par le PS? Les questions, nombreuses, sont toujours mises au second plan. Mais comment envisager de s'allier avec un parti qui est régulièrement accusé d'antisémitisme? De la même manière, en ouvrant la discussion sur ce sujet, sans le contourner ni l'éviter.
La tonalité adoptée par Jean-Luc Mélenchon vous convient-elle? Est-ce la bonne stratégie?
Ce n'est pas par fascination envers les insoumis que j'appelle à converger avec eux, mais parce qu'ils portent un projet politique de rupture avec ce système qui nous met en danger de mort, en générant une crise sociale et écologique. Aussi parce que je sens chez eux une capacité à tenir les rapports de force, ce qui n'est pas toujours le cas de la social-démocratie.
Mi-juillet votre parti a rendu public un nouveau programme de plus d'une centaine de pages. Vous vous y retrouvez?
C'est un gros travail de synthèse, mais qu'en fait-on? Son intérêt serait de permettre des rapprochements avec nos partenaires de gauche mais le courrier ne pose aucun cadre concret pour des échanges programmatiques sérieux.
Recueilli par Lu.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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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E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Ukraine Mykhailo Fedorov, l'ancien fidèle qui veut défier Volodymyr Zelensky
L'ex-stratège du président, et ministre vedette jusqu'au dernier remaniement, a acté sa rupture avec son mentor en réclamant un «nouveau contrat social» et des élections – un sujet qui divise la société ukrainienne. Il s'installe désormais ouvertement dans le rôle de rival de chef de l'Etat.
Par STÉPHANE SIOHAN Correspondant à Kyiv
Certains disent que c'est la crise des sept ans; d'autres, une forme d'émancipation. Après avoir été son fidèle conseiller à la stratégie numérique, puis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Mykhailo Fedorov vient de rompre de manière fracassante avec son ancien mentor Volodymyr Zelensky un mois après avoir été limogé, le 15 juillet, lors d'un remaniement ministériel calamiteux pour le président ukrainien.
Las, mais combatif, le jeune et ambitieux technocrate de 35 ans a dégoupillé une grenade en postant, mardi, une vidéo de dix minutes, dans un style que ne renierait pas le Zelensky d'antan: un discours réclamant ni plus ni moins que la «restauration du processus démocratique», ainsi que la tenue d'élections, un sujet extrêmement sensible en Ukraine. «Comment l'Etat doit-il fonctionner si la guerre dure des années? interroge Fedorov. Nous devons trouver un mécanisme légal sûr et réaliste, qui permettra à l'Ukraine de rétablir un processus démocratique à part entière. Nous ne devons pas laisser Poutine décider quand les Ukrainiens peuvent
Une image issue de la vidéo publiée par l'ancien ministre ukrainien de la Défense Mykhailo Fedorov, mardi. PHOTO AP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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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lire leurs dirigeants.» Dans la foulée, Fedorov s'en prend à la corruption ambiante, sans jamais montrer à l'écran le visage de Volodymyr Zelensky, mais ceux de son ancienne éminence grise Andriy Yermak ou de l'actuel chef de la fraction présidentielle au Parlement, David Arukhami, soupçonnés de couvrir la corruption.
«Il y a une chose qu'il est très dur de supporter indéfiniment : c'est le sentiment d'injustice, poursuit l'ancien ministre, quand une personne risque sa vie sur le front pendant que quelqu'un vole à l'arrière.» Développant sa vision de la fin de la guerre par une «dronisation» et une robotisation avancée du champ de bataille, Mykhailo Fedorov évoque la nécessité d'un «nouveau contrat social». «Le citoyen [doit] faire confiance à l'Etat et l'Etat parler honnêtement aux citoyens», martèle-t-il, évoquant «un Etat au sein duquel les institutions sont plus fortes que les noms de famille, où le résultat compte plus que la loyauté, la vérité que le confort politique et dans lequel la corruption ne vole pas notre avenir».
Dans cette charge rude, une sortie aux allures de discours de campagne, l'étoile montante tire à houlets rouges sur un système dont il a fait partie pendant sept ans et qu'il n'aurait pas forcément renié de la même manière si Zelensky l'avait maintenu à son poste de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où tout le monde estimait par ailleurs qu'il faisait un excellent travail. Du coup, le timing politique interroge.
«UNE ÉNORME BÉTISE»
Mardi soir, alors que la vidéo se répand sur les réseaux, une gêne, un malaise s'emparent même de certains qui apprécient Fedorov, dont la popularité a explosé cet été, au point d'en faire, selon un sondage, le gagnant d'un hypothétique second tour présidentiel qui l'opposerait à Zelensky : 64 % pour Fedorov contre 36 % pour le sortant. «Si je devais voter en temps de paix, je voterais probablement pour Fedorov, mais appeler à organiser des élections en pleine guerre totale est une erreur, réagit immédiatement le journaliste Oleksiy Sorokin. Il est impossible pour l'Ukraine d'organiser des élections maintenant, alors que le pays est sans défense, cela ne ferait que déstabiliser un pays fragile.»
Mercredi, sur la place de l'Indépendance, à la sortie du métro Maidan, Aliona Nikitenko, 23 ans, étudiante, ne sait plus trop quoi penser. «Mykhailo Fedorov est un des meilleurs ministres que notre pays ait connu, je soutiens sa politique de changement, de modernisation et de transition numérique
de la société, j'estime que le renvoyer était une énorme bêtise, dit la jeune femme, qui a participé à plusieurs rassemblements de soutien au ministre limogé. Mais je ne sais pas si je le suis dans sa volonté d'affronter Zelensky. Plus tard, oui, certainement, mais je ne pense pas que l'Ukraine en tant qu'Etat puisse survivre à une élection en période de guerre totale.»
DEUX AMBITIONS
Beaucoup blâment Zelensky, jugé responsable de cette situation, au gré de remaniements de circonstance, visant à colmater les brèches, à éviter d'être éclaboussé par des scandales, et à mettre sur le banc de touche des impétrants comme Fedorov, faisant de l'ombre au président. «Zelensky s'est créé un rival, et pas n'importe lequel : un rival qui reprend des pages de son propre manuel, estime Olga Rudenko, directrice de la rédaction du Kyiv Independent. Le positionnement de Mykhailo Fedorov rappelle celui de Zelensky lorsqu'il s'est présenté contre Porochenko en 2019. Et pour cause, Fedorov avait contribué à établir cette stratégie avec lui.»
Mercredi, les derniers espoirs de Mykhailo Fedorov de retrouver son portefeuille de la Défense ont été douchés quand la Rada a validé à une majorité confortable la nomination de Yevhen Khmara, ancien chef du Centre des opérations spéciales Alpha, l'unité d'élite du SBU (les services secrets ukrainiens), signe qu'il n'y a pas de révolte dans les rangs parlementaires. Cependant, «l'aïllisation vidéo de Fedorov marque son passage dans l'opposition, les enjeux montent d'un cran», constate le politologue Volodymyr Fesenko du centre Penta, qui anticipe une confrontation grandissante entre Fedorov et le système Zelensky, alors que, selon Fesenko, «une étape fondamentalement nouvelle de la politique intérieure en temps de guerre vient de commencer».
La majorité des Ukrainiens sont opposés à la tenue d'élections en temps de guerre, mais ce consensus se corrode face à un fort besoin de s'exprimer. Deux ambitions vont s'affronter. «Fedorov ne peut pas et ne veut pas attendre, et en soi il ressemble beaucoup à Zelensky, il le combattra dans son style», prévoit Volodymyr Fesenko. Apôtre des technologies numériques, l'ancien ministre pourrait proposer des modes de scrutin alternatifs, le vote par correspondance via «Dila», «l'Etat dans un smartphone», l'application qu'il a créée. Un saut vers l'inconnu, mais le trentenaire dispose d'un réservoir de soutien à la profondeur inconnue : les jeunes adultes ukrainiens, qui n'ont jamais voté de leur vie. ➤
Le nom du drone Mich 2000 évoque le mot «épée» en ukrainien. PHOTO DR
Un drone pompé sur la Chine pour harceler l'ennemi russe
Après que les Chinois ont refusé un transfert de technologie sur un modèle de drone longue portée en 2023, une équipe ukrainienne a secrètement copié un processus de fabrication afin de construire sa propre version, le Mich 2000, qui fait des ravages en Russie.
Au cœur de l'été, les frappes ukrainiennes en profondeur se sont considérablement intensifiées sur le territoire russe, conformément à la doctrine de «sanctions à longue portée» mise en place par l'exécutif de Kyiv. Outre les entrepôts de e-commerce Wildberries, plusieurs cibles militaires et logistiques de premier plan ont été ciblées. Et voilà que le 7 août, un drone kamikaze à l'allure particulièrement aérodynamique, grande aile delta avec empennage canard à l'avant, met la misère au Nadezhda, un cargo à l'approche du port russe de Novorossiisk, en mer Noire. La forme triangulaire de l'appareil rappelle férocement celle des Shahed de conception iranienne adaptés par les Russes. Assez vite, le secret se dissipe autour du nouveau-né : il s'agit du Mich 2000, modèle issu d'une lignée non pas cosaque mais... chinoise.
Genèse. C'est le Centre des opérations spéciales Alpha, l'unité d'élite des services ukrainiens (SBU), qui en a dévoilé l'existence au mois d'août. Et pour cause, cette unité est la seule en Ukraine qui utilise des Mich 2000 depuis le début de l'été. Son nom évoque le mot «épée» en ukrainien, flanqué du nombre 2 000 pour son rayon d'action maximal en kilomètres. Le Mich 2000 est un appareil de 2,5 mètres d'envergure, vo-
lant à 160 km/h et pouvant transporter jusqu'à 60 kilos d'explosifs. Complétant la gamme ukrainienne de drones à longue portée, composée des Luty («Furieux»), Bober («Castor»), Peklo («Enfer»), Palianysia («Miche de pain») ou encore FP-1, le Mich 2000 ne frappe plus seulement des coordonnées fixes, mais est capable de fondre comme un prédateur sur des cibles mobiles.
La genèse insolite de ce drone a été révélée par Oboronka, la cellule de spécialistes «mil-tech» du média Ukrainska Pravda. Elle ne se trouve pas dans un garage ou un bureau d'études, mais à des milliers de kilomètres de là, dans une usine chinoise. À l'automne 2022, les Russes tiraient sur Kyiv leurs premières salves de Shahed, importés d'Iran et pour certains pilotés par des opérateurs du régime de Téhéran. Fin 2023, un groupe d'ingénieurs et de développeurs de drones ukrainiens se rend en Chine, afin d'identifier et d'acheter des appareils civils prêts à l'emploi militaire. Les Ukrainiens découvrent près de Hongkong une usine qui produit des drones chinois ZTK-150, aux caractéristiques relativement proches des Shahed.
«Nous avons observé tous les processus de production et négocié avec des intermédiaires chinois pendant plusieurs jours, jusqu'à ce qu'ils aient l'idée de nous vendre la technologie du drone pour que nous fabriquions tout nous-mêmes en Ukraine», explique à Oboronka un membre de l'équipe ukrainienne qui s'est rendue en Chine. Les Ukrainiens utilisaient déjà à l'époque des drones chinois Mugin-5 Pro contre les positions russes. Mais, à l'été 2023, Pékin décide de limiter drastiquement l'exportation de drones civils. La direction de ZTK Drones, entreprise basée entre Hongkong et Shenzhen, cœur mondial de la fabrication de drones civils,
refuse le transfert de technologie, au grand dam des intermédiaires, qui invitent les Ukrainiens à un stage de pilotage, alors que ces derniers cherchaient déjà d'autres fournisseurs.
Versions. «Nous sommes allés là-bas pour apprendre aux pilotes à piloter des drones chinois, et parallèlement à la formation, nous avons photographié tout ce qu'il y avait sur place à l'usine, absolument tout, du processus de production des drones jusqu'à la disposition des étagères et des armoires», raconte un ex-stagiaire ukrainien. L'équipe retourne alors à Kyiv, et dans les mois qui suivent, elle bâtit une usine et des ateliers en s'inspirant de ce qu'ils ont photographié en Chine. En découle la naissance du Mich 2000, test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à l'automne 2024. Huit versions du drone sont développées, permettant de choisir entre un mode de communication analogique, numérique ou par satellite Starlink, et différentes tailles de réservoir.
Après modification, il ne reste presque rien du modèle chinois originel, si ce n'est l'apparence. Même le prix a changé, 48 000 dollars (41 000 euros), soit 2 000 de moins que son ancêtre chinois. Le Mich 2000 n'est fabriqué qu'à 6 000 exemplaires par an, utilisé uniquement sur des cibles spécifiques, et aurait déjà participé à des raids sur Moscou, à l'attaque de la flotte russe de la Baltique près de Saint-Pétersbourg, et détruit un centre logistique Wildberries près de Riazan, ainsi qu'un bombardier Tu-95MS sur l'aérodrome militaire d'Engels. C'est aussi le Mich 2000, qui a détruit le système électronique de défense anti-aérienne entourant à Guelendjik, la luxueuse tanière de Vladimir Poutine. Pas mal pour la copie d'un drone chinois.
S.SL (à Ky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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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BUDGET
Le gouvernement à fond les ballons d'essai
Au moment où la préparation du dernier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de l'ère Macron s'accélère, les pistes pour résorber la dette fuitent massivement dans la presse. Une technique largement utilisée par l'exécutif cet été, afin d'acclimater l'opinion à de mauvaises nouvelles tout en jaugeant la réaction des oppositions et des syndicats.
Par VALÉRIE HACOT
C'est le phénomène de l'été 2026 à Bercy. Alors que l'examen du budget 2027 se précise, le ministère de l'Economie n'en finit pas de faire fuiter dans les médias mesures impopulaires et autres potions amères envisagées pour redresser la barre des finances publiques. Un jour, c'est l'hypothèse d'une désindexation partielle des pensions des retraités les plus aisés, un autre, c'est un sérieux tour de vis sur les dépenses de la politique familiale, sans oublier un coup de rabot en règle sur les niches fiscales... (lire ci-contre).
En communication politique, on appelle cela des «ballons d'essai». Un grand classique qui, cet été, prend une ampleur rarement atteinte. «Il y en a effectivement beaucoup cette année, parce que l'exécutif sait qu'il est confronté à un budget impossible. Plus un budget est difficile et plus il y a des fuites», abonde l'ancien communicant de François Hollande à l'Elysée Gaspard Gantzer. «C'est une bonne technique, en particulier pour les sujets les plus polémiques. Le gouvernement a raison de multiplier les ballons d'essai. Après, la vraie question, c'est celle de l'atterrissage des mesures», renchérit le maire LR de La Baule (Loire-Atlantique), Franck Louvrier, qui lui a régné sur la com de Nicolas Sarkozy pendant des décennies, à l'Elysée, mais aussi auparavant à Bercy.
«ON LE JETTE À LA MER ET ON VOIT CE QUI REMONTE»
Car cette pratique chère aux communicants vise avant tout à préparer les esprits. «Là, on voit qu'ils veulent acclimater l'opinion à une baisse des pensions», pointe Gaspard Gantzer. Et pour y parvenir, l'exécutif y est allé par petites touches successives : dès le printemps, le ministre des Petites et Moyennes Entrepri-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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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aites, fiscalité... Avant 2027, l'exécutif soupèse ses hypothèses
Pour le gouvernement, l'heure est désormais aux arbitrages. Parmi les pistes les plus sérieuses, des économies visant les particuliers sur les dépenses sociales et les niches fiscales.
Moins beaux qu'une constellation d'étoiles, les ballons d'essai ont particulièrement émaillé le ciel des nuits d'été cette année. Matignon, qui a bon espoir de faire atterrir son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à l'Assemblée le 30 septembre, soit une semaine avant la date butoir du premier mardi d'octobre, doit désormais trancher parmi toutes les pistes – pas d'une originalité folle – essaimées cet été. Et la tâche est loin d'être aisée. L'affaire budgétaire n'a jamais semblé aussi loin d'être dans le sac qu'on cette année de présidentielle. L'élection du printemps polarise le débat politique, et la dette publique, à son plus haut niveau de-
puis 2008, réduit de jour en jour les marges de manœuvre financières. L'objectif de réduction du déficit public serait fixé à 4,9% du PIB, d'après les informations du Monde, que le gouvernement refuse de confirmer. Cette cible paraît modeste mais peut se relever très ambitieuse pour l'exécutif qui voit son objectif de 5% en 2026 s'envoler chaque jour un peu plus. Pour parvenir à 4,9% en 2027, pas moins de 28 milliards d'euros seraient à trouver selon le rapport de quatre économistes rendu mi-juillet au gouvernement. Et d'après les dernières hypothèses de travail, l'exécutif entend une nouvelle fois privilégier les mesures
Le gouvernement n'a pas attendu de boucler son projet de budget pour sabrer dans les dépenses sociales.
d'économies à destination des particuliers. Côté prélèvements obligatoires, Bercy prône la «stabilité» et promet une copie initiale sans hausse d'impôt, ni pour les entreprises, ni pour les particuliers, mais la fiscalité pourrait malgré tout progresser indirectement en traquant les «dépenses fiscales».
Piste urticante. Dans la loupe de l'exécutif figure une éternelle antienne qui se heurte inlassablement au mur du débat parlementaire : les niches fiscales, dont il faut «interroger l'efficacité», reconnaît Sébastien Lecornu. Le gouvernement lorgne ainsi du côté du crédit d'impôt recherche (8 milliards d'euros en 2026), du crédit d'impôt emploi à domicile (6,8 milliards en 2025) ou du pacte Dutreil (5,5 milliards d'euros) destiné à réduire l'imposition sur les transmissions d'entreprise. Petit dernier de la famille des ballons d'essai, un tour de vis sur le plan épargne action (PEA). Il a atterri tout droit dans les colonnes du Figaro mercredi. Certains fonds qui ne profitent pas suffisamment aux
entreprises européennes pourraient ne plus être éligibles au PEA et à sa fiscalité avantageuse qui exonère, au bout de cinq ans, les dividendes et plus-values d'impôt sur le revenu. Mais c'est sur la réduction des dépenses sociales que Bercy met le paquet. La piste la plus sérieuse, commentée et urticante : la désindexation partielle des pensions des retraités les plus aisés, ressassée chaque année depuis 2024 (dans des modalités différentes) et formellement remise sur la table par Roland Lescure dans Libé. «Les choix ne sont pas faits, mais ça fait clairement partie des pistes que je souhaite que nous examinions, à condition de préserver les retraités les plus modestes», a confirmé le ministre de l'Économie, sans que rien ne soit vraiment divulgué ni sur le niveau de désindexation ni sur la définition d'«un retraité aisé». A la mi-août, un rapport de l'Inspection générale des finances et de l'Inspection générale des affaires sociales, qui recommande de faire des économies sur les politiques familiales pour 2,5 milliards d'euros
à court terme, a très opportunément fûtié dans les Echos.
Pas rassasié. Parmi les mesures les plus explosives, la fin de la réduction d'impôt pour frais de scolarité dans le secondaire et le supérieur, un plafonnement à cinq ans du régime fiscal – plus favorable que le régime commun – des parents isolés, un réajustement du barème des allocations familiales ou une prise en compte du revenu des parents pour le calcul des aides personnalisées au logement. Un rapport qui sera «étudié», selon Roland Lescure, mais il est «un peu tôt pour avoir une vision définitive sur ce sujet», coupe-t-il court.
Mais ces pistes confirment le ton. Le gouvernement n'a pas attendu de mettre un point final à son projet de budget pour sabrer dans les dépenses sociales. En pleine trêve estivale, Matignon a doublé par décret les plafonds des franchises médicales, qui passent de 100 à 200 euros par an, et baissé les remboursements de quatre postes de dépenses de l'assurance maladie pour 2027 (les médicaments, les consultations chez le dentiste, les dispositifs médicaux à usage individuels – comme les pansements ou les attelles – et les transports sanitaires) pour 1,4 milliard d'économies. Et il n'est pas rassasié. l'assurance maladie plancherait désormais sur un moindre remboursement des soins de kiné.
ISMÉRIE VERGNE
ses, du Commerce et de l'Artisanat, Serge Papin, avait émis son souhait de désindexer les pensions de retraites supérieures à 3 000 euros mensuels. Puis, une salve de notes de Bercy sur ce thème ont fûtié dans la presse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Jusqu'à ce que le ministre de l'Économie, Roland Lescure, confirme dans une interview à Libération jeudi que la question méritait d'être posée. Une entrée dans l'atmosphère toute progressive qui atteste que le gouvernement a parfaitement conscience du caractère urticant pour ne pas dire explosif de la mesure. Les deux prédécesseurs de Sébastien Lecornu, François Bayrou et Michel Barnier, ont tous les deux vacillé – avant de finalement chuter – après avoir manifesté leur intention de toucher au porte-monnaie des retraités. Il faut dire que cette population vote en masse et qu'elle est de ce fait particulièrement choyée par les partis politiques...
Cette fois-ci, la piste ne fait, sans surprise, toujours pas l'unanimité. Loin de là : LR, le RN et la gauche – mais aussi les syndicats – ont pris le ballon au bond pour dire tout le mal qu'ils pensaient de cette hypothèse. Même au sein du (défunt ?) bloc central, le sujet a créé des fractures, l'ex-commissaire européen Thierry Breton le qualifiant de «très mauvaise idée».
Une levée de bouclier susceptible d'inciter le gouvernement à faire machine arrière ? «Ce n'est pas parce que c'est mal accueilli que ça conduit forcément à renoncer, décrypte Gaspard Gantzer. L'objectif, c'est plutôt d'avoir une bonne jauge du rapport de force. Ça permet de créer de l'attention sur un sujet très technique et surtout de tester la résistance des organisations syndicales et de l'opposition.» Ou comme le résume Franck Louvrier : «C'est le meilleur des sondages en temps réel. Et en plus, ça ne coûte rien. C'est comme un filet de pêche : on le jette à la mer et on voit ce qui remonte.»
Mieux encore, cette pratique permettrait aussi de ne pas perdre la face : «L'autre intérêt du ballon d'essai, c'est que ça t'évite la recule. C'est une forme de parachute : tu peux retirer l'idée, parce que ce n'est pas officiel», souligne l'ex-monsieur com de Sarkozy. Et de se rappeler qu'en 2003, alors que Fillon et Sarkozy ne parvenaient pas à accorder leurs violons sur le recul de l'âge de départ à la retraite – le premier réclamant au moins 62 ans, le second un plus modeste 61 ans –, il avait fait sortir l'hypothèse des 62 ans dans la presse. Ça avait immédiatement réagi. On avait fini par faire les 62 ans, mais on savait à l'époque qu'il aurait été impossible d'aller au-delà.
«TOUT LE MONDE A TOUJOURS FAIT ÇA»
Les ballons d'essai se multiplient aussi durant les périodes de remaniements. Les noms de potentiels candidats à des maroquins ministériels sont publiés dans la presse. Sarkozy aimait d'ailleurs alimenter lui-même les gazettes et expliquait en privé qu'il s'agissait là d'un bon moyen pour éliminer les postulants ainsi mis en lumière. «Mais tout le monde a toujours fait ça !» se récria toutefois Franck Louvrier, pour qui cette pratique sert aussi «à voir qui est plombé. Si d'aventure des casseroles sur la personne vont remonter».
La pratique n'est donc pas récente. Mais elle s'est largement développé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Il y a vingt ans, ce n'était pas des ballons d'essai, mais des fuites. Ça ne venait pas forcément de Bercy, mais des ministères qui participaient aux réunions interministérielles et qui donnaient des biscuits à la presse pour faire avancer leurs projets ou tuer des idées dans l'œuf», poursuit Franck Louvrier. Aujourd'hui, rien de tout cela : «Les ballons viennent désormais toujours des cabinets ministériels. C'est très bien organisé.» Une professionnalisation du ballon en somme. ➡
Libé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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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NEMENT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MONTÉE DES EAUX
A La Ciotat, restaurateurs et autorités se donnent des coups de sable
Un couple de restaurateurs installés sur le front de mer est engagé dans un bras de fer avec l'Etat, qui entend intégrer leur parcelle à son domaine public maritime. Un conflit qui pourrait préfigurer ceux à venir sur le littoral, à mesure que les flots gagnent du terrain et repoussent les limites 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Par
STÉPHANIE HAROUNYAN
Envoyée spéciale à La Ciotat
Photos PATRICK GHERDOUSSI
Chaud, le sable de la Grande Plage de La Ciotat. Ce matin de juillet, dans la commune balnéaire proche de Marseille, les serviettes ont envahi le bord de mer, occupant l'espace jusqu'au mur et de la terrasse du restaurant la Vague. D'ordinaire, la zone, comme celle devant l'établissement voisin KS 13, était occupée par des rangées de transats bleu et blanc, louables pour 28 euros la journée. Mais le 25 juin à 9 heures, 330 transats sont partis, emportés par six camions de déménagement sous le contrôle de la police et des services de l'Etat. Une opération de «consignation du matériel», a expliqué la préfecture des Bouches-du-Rhône dans un communiqué, «afin de mettre un terme à l'occupation sans droit ni titre» de ce coin de sable. Evelyne Lelieur en aurait «pleuré de rage». «Ils nous font passer pour des voyous!» s'emporte la propriétaire des deux restaurants concernés, qui possède l'ensemble des 260 mètres de bâti composant le front de la Grande Plage, divisés en cinq établissements au total (les restaurants et trois snacks). Cette
Lilloise d'origine les a achetés pour 3,8 millions d'euros en 2010 avec son mari Vincent. Pour louer des transats, le couple avait également obtenu l'autorisation d'exploiter 900 mètres carrés de sable devant les terrasses de la Vague et du KS 13.
«EXPROPRIATION DÉGUISÉE»
Si l'Etat est chez lui au bord de mer, la loi littoral de 1986 posant comme principe fondateur l'usage libre et gratuit des plages, un décret de 2006 lui permet toutefois de déléguer la gestion de parcelles aux municipalités. Celles-ci peuvent elles-mêmes sous-traiter à des privés, moyennant redevance et pour douze ans maximum renouvelables, avec pour règle que ces autorisations ne peuvent être que «temporaires, précaires et révocables». A La Ciotat, les Lelieur ont ainsi géré la concession devant leurs propriétés durant des années, jusqu'à ce que l'été dernier, l'Etat décide non seulement de récupérer son carré de sable, mais aussi d'intégrer à son domaine public maritime (DPM) l'ensemble de leur parcelle privée, le tout sans dédommagement. «Le terme juridique, c'est aliénation», cingle Evelyne Lelieur.
C'est à la faveur d'un projet de requalification du bord de mer ciotaden, initié par la munici-
La préfecture a saisi les 330 transats du couple Lelieur le 25 juin sur la Grande Plage de La Ciotat.
Un plan des nouvelles «limites du rivage de la mer», en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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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ité en 2023, que l'Etat a saisi l'opportunité de vérifier les frontières de son domaine public maritime, à savoir l'espace compris entre, côté large, la limite des eaux territoriales (fixée à 12 milles marins, soit 22,2 km) et, côté terre, la limite haute du rivage. Cela fait déjà quelques années que les Lelieur travaillaient avec la rumeur d'une potentielle redéfinition du DPM, un bruit suffisamment consistant pour geler deux tentatives de vente de leur bien. Fin 2023, c'est avec la mairie de La Ciotat que le couple discute en vue d'un rachat. Mais la direction départementale des territoires et de la mer (DDTM) siffle la fin des négociations en annonçant son intention de redélimiter son domaine : La Ciotat, comme ses voisines, vient d'essuyer à l'automne de cette année-là les tempêtes Aline et Ciaran. Les vagues géantes ont lessivé la Grande Plage et il devient d'autant plus urgent pour l'autorité de vérifier jusqu'où la mer Méditerranée a durablement gagné du terrain.
Les propriétaires découvrent le résultat des mesures en avril 2025, alors que des panneaux annonçant une enquête publique sur le nouveau tracé fleurissent le long de la plage. L'Etat a tranché : les frontières du DPM, inchangées depuis 1880, vont bel et bien reculer, avalant au passage leur par-
celle. Aux restaurateurs, qui dénoncent une «expropriation déguisée», la DDTM répond dans l'enquête publique par une décision du Conseil d'Etat de 1973 définissant le rivage : «Tout immeuble mouillé par les plus hauts flots de la mer tombe dans le domaine public maritime naturel et donc devient propriété de l'Etat, à moins que les flots n'aient atteint le bien lors de tempête exceptionnelle.» Or, pour les autorités, les tempêtes de l'automne 2023 n'ont rien d'exceptionnel : «La parcelle et la voirie sont régulièrement
Sur la Grande Plage de La Ciotat (Bouches-du-Rhône), le 4 juillet.
inondées», soutient la DDTM, qui cite des épisodes survenus en 2019, 2022 et 2025. En août 2025, le préfet signe l'acte d'aliénation. Lorsque en février, les services de l'Etat se présentent à la Vague, Evelyne Lelieur refuse de leur donner les clés. Détoutés de leurs requêtes en référé, les restaurateurs veulent dé-
sormais attendre l'issue des multiples recours sur le fond qu'ils ont déposés devant le tribunal administratif de Marseille. «La vérité, c'est qu'avoir 260 mètres de propriété privée sur une plage, ce n'est pas dans l'ADN des autorités, argumente Evelyne Lelieur. Je peux le comprendre, mais dans ce cas, pourquoi la mairie n'a pas fait jouer son droit de préemption quand on a acheté? Pourquoi nous avoir laissé investir des millions? Si on parle d'intérêt général, dans ce cas il faudrait démolir la structure et rendre le sable au public, sauf que ce n'est pas ce qu'ils vont
faire!» Dans sa synthèse d'enquête publique, la DDTM n'exclut pas que la parcelle soit à l'avenir cédée en concession à la municipalité pour, après démolition des bâtiments, accueillir des structures démontables. «On pourrait croire que leur but, c'est de s'approprier 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pour zéro euro», grince la patronne.
Pour contester les conclusions de l'Etat, le couple s'appuie notamment sur un rapport commandé à un expert foncier. L'auteur du document, Hervé Wattinne, a déjà traité ce genre de cas. En 2024, il avait même réussi à amender la copie des autorités qui voulaient rogner sur le territoire d'un club de voile marseillais, dans le cadre des travaux du site olympique. Une victoire à l'amiable plutôt rare, concède-t-il : «Les services de l'Etat sont juges et parties, ils instruient sans contradiction alors que la conséquence derrière, l'expropriation, a un impact lourd. S'ils vous tombent dessus, vous êtes sans filet...» Lui plaide pour des critères plus précis afin d'éviter les interprétations : «Pour le domaine public maritime,
tout repose sur la notion de perturbation exceptionnelle, qui n'est pas suffisamment définie, assure-t-il. Face à ce flou, pour l'Etat, il y a la tentation, par zèle, de tirer la couverture à lui, d'autant plus dans un contexte climatique objectivement inquiétant...»
Si l'Etat a accéléré, ces dernières années, sa politique de «libération» du bord de mer en s'attaquant tous azimuts aux constructions illégales, les situations plus délicates de confrontation, comme à La Ciotat, avec un propriétaire en bonne et due forme, pourraient se multiplier, notamment sous l'effet du phénomène de recul du trait de côte. Cette ligne qui sépare les eaux de la terre est mouvante par nature, soumise aux courants et aux marées, mais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accélère le phénomène. Logiquement, plus le trait de côte recule, plus le domaine public maritime est amené à s'agrandir et, donc, à toquer à la porte des prés carrés de particuliers. Selon le Cerema, organisme expert pour l'Etat en matière d'aménagements publics face aux défis climatiques, ce sont déjà près de 30 km² de terres qui ont disparu entre 1960 et 2010 sur le territoire national, soit l'équivalent de 4 200 terrains de foot, et avec l'accélération du phénomène, ce ne sont pas moins d'un demi-million de logements qui sont menacés à l'horizon 2100.
RECUL DU TRAIT DE CÔTE
Avec la loi «climat et résilience» de 2021, l'Etat a posé une stratégie nationale pour anticiper les problématiques. Sur la base du volontariat, les communes littorales sont incitées à cartographier les sites exposés au recul du trait de côte et à intégrer ces nouvelles données à leur plan local d'urbanisme (PLU). Cette première étape, actuellement menée par La Ciotat, permet notamment de mobiliser ensuite le bail réel d'adaptation à l'érosion côtière (Braec), un dispositif qui accorde un droit d'occupation temporaire d'un bien situé dans une zone menacée, pour une durée définie entre douze et quatre-vingt-dix-neuf ans. Pour l'heure, la mise en place de ces contrats demeure extrêmement limitée par l'absence d'un «fonds érosion côtière», pourtant réclamé par nombre d'élus des communes littorales les plus concernées.
Le recul du trait de côte a déjà perturbé ailleurs en Méditerranée l'activité de bord de plage. En 2023, le maire de Villeneuve-Loubet (Alpes-Maritimes) avait ainsi refusé de renouveler la concession sur son bord de mer de trois plages privées attenantes à des restaurants, jugeant «irresponsable» de ne pas anticiper la montée des eaux. Malins, les gérants concernés ont depuis trouvé la parade : les transats sont mis gratuitement à la disposition des clients des établissements, invités à les installer eux-mêmes sur le sable... A La Ciotat aussi, les Lelieur font de la résistance : depuis quelques jours, ils ont pu récupérer le matériel consigné et les transats ont repris leur place sur le sable. Sans eux, «c'est 70% du chiffre d'affaires des restaurants perdus», soutient Vincent Lelieur, avec des conséquences lourdes sur la cinquantaine d'employés saisonniers qui officient dans leurs établissements. Pour ces derniers, la mairie de La Ciotat avait mis en place une cellule d'accompagnement en lien avec la mission locale, se bornant pour le reste, dans un communiqué, à «prendre acte» de l'intervention de l'Etat – elle n'a pas répondu aux sollicitations de Libé. Bien décidée à obtenir coûte que coûte le droit d'exploiter son lot de sable, en plus des recours contre l'Etat, Evelyne Lelieur a également déposé un recours contre la ville, officiellement titulaire de la concession jusqu'en 2027. «Et je resterai là jusqu'à ce que l'ensemble des recours soient jugés, prévient-elle. A moins qu'on ne m'arrête physiquement, je ne me laisserai pas spoiler mon bien.»
recul à La Ciotat.
Evelyne Lelieur, propriétaire de deux restaurants et trois sn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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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EMILIEN JACQUELIN
«Je suis là où j'ai toujours voulu être»
Le quadruple médaillé olympique de biathlon a troqué en avril ses skis et sa carabine pour le vélo. Après sa première course professionnelle et en plein Tour du Limousin, le sportif de 31 ans raconte sa reconversion. Et maintient le flou sur son avenir.
Recueilli par
JULIEN LECOT
Heureux et épanoui, le cycliste Emilien Jacquelin. Depuis la fin de la saison de biathlon, le quadruple médaillé olympique (dont deux fois à Milan-Cortina en début d'année) et quintuple champion du monde a abandonné ses skis et sa carabine pour son amour de toujours de vélo. A 31 ans, l'Isérois connu pour son biathlon atypique tout en panache a rejoint comme stagiaire les rangs de l'équipe Decathlon CMA CGM. Un pari osé qui, jure-t-il, le comble de bonheur. «Je suis là où j'ai toujours voulu être», glisse dans un sourire ce fan inconditionnel du regretté grimpeur italien Marco Pantani, dont il imite le style jusqu'à porter pendant les Jeux olympiques l'une des boucles d'oreilles originelles du pirate, prêtée par sa famille. Au lendemain de sa première course professionnelle, la Polynormande, qu'il a terminée dimanche à la 8ère place (sur 126 engagés), et à la veille du Tout du Limousin, Emilien Jacquelin revient sur sa reconversion. Et continue d'affirmer qu'il ne sait pas de quoi son avenir sera fait.
Ça fait cinq mois que vous avez lâché les skis pour le vélo. Comment se passe cette reconversion ?
C'est un chemin qui n'a pas été simple et droit. Déjà parce qu'entre le moment où j'ai su que le projet allait se mettre en place et l'officialisation (le 29 mars, ndlr), il me restait un mois de Coupe du monde de biathlon à disputer. C'était assez bizarre car sur les skis, je pensais vélo. Mentalement, c'était compliqué aussi : j'étais ultra-motivé, mais j'avais plus de questions que de réponses, et donc pas mal de stress. J'allais dans l'inconnu. Je me dis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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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 c'était chouette, que j'allais porter les couleurs d'une équipe, avoir un super vélo... mais je ne savais pas si au-delà de mon rêve personnel, ça avait vraiment un sens. Ou si ça n'allait rien donner.
Et finalement ?
J'ai commencé l'entraînement fin avril, et au bout de deux semaines, il y a eu cette chute. Je me suis fracturé la clavicule, et d'une certaine manière, ça a été un mal pour un bien. Ça m'a permis de vérifier ma motivation profonde : soit j'accepte que ça puisse arriver, car les risques, les chutes, ça fait partie du vélo, soit ça ne me va pas, je retourne dans le biathlon et c'est ok comme ça. J'ai décidé de continuer, et ça m'a prouvé que j'allais dans ce projet sans arrière-pensées. Ensuite chaque séance proposée par le coach était une découverte. Je ne savais pas si j'allais être capable de tenir à une telle intensité, pendant autant de temps, de développer tant de watts (puissance produite par le cycliste, ndlr). Ça m'a demandé de mettre mon ego de médaille olympique et champion du monde de côté. Il y a eu des jours de doutes, d'autres de satisfaction... Ça m'a coûté beaucoup d'énergie, notamment sur le volet nutrition car j'ai perdu entre cinq et six kilos, mais j'ai pu montrer à l'équipe que j'étais là, prêt à découvrir le monde pro.
Comment vous décririez le coureur Emilien Jacquelin ?
Pour l'instant, ça ressemble à ce que je faisais plus jeune. J'ai couru jusqu'à mes 16 ans, et j'étais surtout au service du collectif. J'ai toujours aimé me sacrifier pour meilleur que moi. Je trouve ça gratifiant d'avoir ensemble un objectif commun. Dans le biathlon, ça a pu me manquer : c'est un sport individuel où même quand tu es avec d'autres Français, chacun joue sa propre partition. En dehors du relais, tu es seul dans ton bateau. Après, en termes de style pur, c'est dur à dire. Mentalement, j'ai l'impression d'être un grimpeur et j'aime les efforts longs. Mais physiquement, j'ai plus le gabarit d'un rouleau ou sprinteur. Ça fait quoi de passer de «star» du biathlon à anonyme du peloton ?
En fait c'est assez étrange et déstabilisant car je ne suis pas du tout anonyme. Dimanche, je n'ai jamais vu autant de pancartes à mon nom et de personnes qui m'encourageaient. J'avais l'impression d'être au Grand-Normand (qui a accueilli fin 2025 une manche de Coupe du monde de biathlon), sauf que je ne suis plus quelqu'un qui peut gagner une Coupe du monde, mais un simple équipier. Dans les sollicitations du public, les interviews, je prends beaucoup plus la lumière que certains qui le méritent beaucoup plus. C'est un peu déstabilisant. Je préférerais faire mon travail dans l'ombre et ne pas avoir cette étiquette de biathlète qui pratique un autre sport. Et en même temps, c'est beaucoup d'amour. Le public comprend que je réalise mon rêve d'enfant.
Pourquoi le vélo vous plaît autant ?
Je ne sais pas, mais j'ai toujours adoré ça, depuis tout jeune. La veille de la Polynormande, j'ai repensé à ma chambre d'enfant. Je devais avoir 35 posters : 33 étaient des cyclistes, deux des skieurs. Vivre cette vie-là, c'est quelque chose dont j'ai toujours rêvé.
«J'ai toujours aimé me sacrifier pour meilleur que moi. Je trouve ça gratifiant d'avoir ensemble un objectif commun. Dans le biathlon, ça a pu me manquer.»
Le biathlète a remporté deux médailles aux JO 2026. ANDREW MEDICHINI AP
Ce rêve s'était totalement éloigné. Tout à l'heure, je lisais une interview de Florent Manaudou qui disait «rêver d'avoir un rêve» maintenant qu'il est à la retraite. Moi j'ai la chance inestimable de pouvoir rattraper le mien aujourd'hui, à 31 ans.
Vous avez beaucoup parlé de votre amour pour Marco Pantani. Aujourd'hui, il y a un coureur qui vous fait rêver ?
C'est forcément différent car Pantani, je le voyais avec mon œil d'enfant. J'aimais le panache, l'action, les émotions qu'il me donnait. D'ailleurs dimanche, le speaker a dit que la seule course qu'il a faite en Normandie, c'était la Polynormande, en 1995. Ça m'a fait quelque chose quand même. Maintenant, je suis moins drivé par les émotions quand je regarde le vélo à la télé, et c'est normal. Je regarde plus l'aspect tactiqu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celui qui m'a le plus parlé dans son approche de la course, sa façon de courir à l'instinct, c'est Julian Alaphilippe. J'adorais le regarder, et me dire ensuite que l'hiver, sur mes skis, j'allais faire comme lui. En plus on était double champions du monde en même temps, je m'identifiais à lui.
Vous avez déjà raconté avoir eu des passages dépressifs lorsque vous étiez biathlète. Est-ce que le cycliste Emilien Jacquelin est heureux ?
Ouais. Tu vois dimanche, je n'ai pas forcément eu énormément d'appréhension avant la course alors que je m'imaginais ne pas dormir et me poser mille questions. En fait, je suis là où j'ai toujours voulu être, et ça amène plus de positif que de questions. Toutes les personnes qui me croisent sur le vélo disent lire sur mon visage que je suis heureux.
Il y a eu un moment dans la course où vous vous êtes rendu compte que vous réalisiez votre rêve ?
C'est arrivé deux, trois fois, même si j'essayais de rester concentré sur le travail que j'avais à faire, de chasser mes émotions car le but c'est d'aider l'équipe, pas de réaliser mon rêve personnel. Tu ne peux pas te permettre de te perdre dans tes pensées, car en une seconde, tu peux toucher une roue et faire tomber tout le monde. Mais à un moment, quand je me suis retrouvé à parler pendant la course avec David Gaudu, ou que ça envoya du lourd dans une descente et que ça frottait, j'ai eu quelques petites prises de conscience de ce que j'étais en train de faire.
Dans la préparation, qu'est-ce qui change entre le biathlon et le vélo ?
Finalement, c'est assez différent. En biathlon, tu t'entraînez deux fois par jour : souvent une séance de ski-roues et de tir le matin, et plutôt course, vélo ou musculation l'après-midi. A vélo, c'est qu'une seule séance par jour, mais beaucoup plus longue, avec de l'intensité qui peut arriver après trois heures d'effort. Je suis d'accord avec ceux qui disent que
le cyclisme, c'est la F1 des sports d'endurance. Tu dois être complet : explosif, endurant, malin, maîtriser les efforts longs et courts. C'est plus dur physiquement que le biathlon. À l'inverse, le biathlon ne ressemble mentalement à aucun autre sport : le fait de devoir stopper ton action d'un coup, réussir à bloquer ta respiration, à faire le vide autour de toi pour être dans la précision sur le tir, ça implique de combiner deux choses qui n'ont rien à voir. C'est comme si tu faisais de la course à pied et que d'un coup on te demande de taper une balle de golf.
Sur quel aspect chaque sport sert l'autre ?
Le biathlon me sert beaucoup dans ma faculté à me concentrer, à gérer mes émotions. Dimanche, quand ça roule à 85 km/h en descente, j'arrive à rester focus sur des choses
simples et techniques, et ça, c'est grâce au biathlon. À l'inverse, le cyclisme m'apporte énormément sur l'aspect physique. Ça m'apprend à mieux gérer mes courses, mon énergie, car tu ne peux pas rouler trois heures à fond. Bon, sauf si tu t'appelles Pogacar, mais ce n'est pas mon cas.
Depuis le début, vous maintenez un flou sur votre avenir. Y voyez-vous désormais plus clair ?
Pour l'instant je vis vraiment les choses jour après jour, je ne sais même pas de quoi sera fait mon mois de septembre. C'est cliché, mais je suis plus en train de vivre mon rêve que de rêver de ma vie.
C'est donc possible qu'on ne vous revoie jamais sur des skis ?
En mars, lors de la dernière manche de Coupe du monde, je savais que je partais dans quelque chose qui m'était cher depuis longtemps et je savais aussi qu'il y avait une possibilité que ce soit ma dernière course dans le biathlon. C'est pour ça que des larmes ont coulé quand j'étais sur le podium. Aujourd'hui, je ne peux toujours rien affirmer. Evidemment que j'ai 2030 (les JO dans les Alpes françaises) dans un coin de ma tête. Mais le chemin d'ici là reste à écrire, et il sera différent de celui du reste du biathlon mondial. Si je reviens, ce sera pour être à 100%, avec l'envie de chercher des titres et la motivation d'un jeune de 20 ans. Si je ne ressens pas ça, je ne veux pas retourner au biathlon juste pour faire du biathlon. Sinon, autant laisser la place à un jeune qui, lui, donnera tout. C'est pour ça que je suis toujours incapable de dire si je reviens, et quand je reviens. Je veux vraiment aller au bout de ma démarche et faire confiance à ma tête qui saura me dire si je fais les bons choix et ce qui me mot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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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O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LIBEL.FR
Addiction aux réseaux sociaux : au procès de Meta, un ancien expert
de la sécurité ouvre les hostilités La firme de Mark Zuckerberg est accusée par 29 Etats américains d'avoir trompé les consommateurs ainsi que d'avoir menti et violé la loi fédérale sur la protection des enfants. Les débats devraient durer quatre à six semaines. PHOTO AP
François Patriat au palais du Luxembourg, à Paris, le 24 septembre 2017. PHOTO ALBERT FACELLY
Mort du sénateur François Patriat, grand fidèle d'Emmanuel Macron
L'ancien socialiste, «marcheur» de la première heure et président du groupe macroniste au Sénat, avait été hospitalisé en juillet après un grave accident de vélo. Il avait 83 ans.
Par CHLOÉ DASQUET
Il ne verra pas Emmanuel Macron quitter l'Elysée. A la mi-juillet, le sénateur de Côte-d'Or François Patriat, féru de cyclisme, avait été hospitalisé en urgence après un grave accident à vélo, à Pouilly-en-Auxois, à une quarantaine de kilomètres de Dijon. Il avait été découvert in-
animé sur la route. Une enquête avait été ouverte pour déterminer les circonstances exactes des faits. François Patriat, fidèle de la première heure du Président et patron du groupe macroniste au palais du Luxembourg, est mort
mercredi des suites de ses blessures. Emmanuel Macron a salué «l'un de leurs plus fidèles serviteurs»: «La République [perd] l'un de ses plus infatigables artisans. Pour ma part, je perds un ami cher.»
Né le 21 mars 1943 à Semur-en-Auxois (Côte-d'Or), François Patriat a exercé en tant que vétérinaire pendant onze ans avant de devenir, comme il le disait à propos de lui-même, un «animal politique». Fils d'éleveur et père de deux garçons, «Fanfan» – son
surnom – a connu presque tous les mandats que le vieux monde politique pouvait offrir à ses responsables : maire de Chailly-sur-Armançon (1989 à 2001), député socialiste de Côte-d'Or (de 1981 à 1993 puis de 1997 à 2000),
président du Conseil régional de Bourgogne (2004 à 2015), sénateur (depuis 2008), secrétaire d'Etat aux PME (2000 à 2002) et bref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sous Jospin (février à mai 2002).
«Suiviste». Pourvoyeur de punchlines ciselées et autres citations prisées des journalistes, François Patriat était un «homme politique suiviste: mitterrandiste sous Mitterrand, jospiniste sous Jospin», selon les mots de Louis De
Broissia, ex-président (UMP)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 Côte-d'Or, cité par l'Express en 2014. Et donc macroniste sous Macron. «J'ai eu la chance d'en connaître cinq présidents de la République!, Mais avec Macron, ça a été le coup de foudre», glissait-il à chaque fois qu'il avait un journaliste sous la main.
Il racontait aussi avoir, au lancement d'En marche le 6 avril 2016, allumé un cierge dans la cathédrale d'Amiens, la ville natale de l'ancien locataire de Bercy, avant d'être l'un des premiers du PS – où il était encarté depuis 1974 – à rejoindre les marcheurs. Quelques mois plus tard, un premier accident rapproche les deux hommes. Le 17 septembre, alors qu'il rentre du match de Ligue 1 opposant Dijon à Metz, François Pa-
triat, au volant de son 4×4 Mercedes est frappé de plein fouet sur l'A38 par une voiture à contre-sens. Le conducteur d'en face meurt. Lui est «miraculé». Grèvement blessé, il attribue sa survie à la robustesse de son véhicule.
Visiteur du soir. Quelques mois plus tard, dans Paris Match, le sénateur de Côte-d'Or explique devoir aussi sa survie à... Emmanuel Macron. «Je ne perds pas connaissance. Mon téléphone sonne. Je réussis à décrocher.» Au bout du fil, le futur chef de l'Etat lui demande, sans savoir dans quel état est Patriat: «François, comment tu sens les choses?» «Emmanuel, je suis en train de mourir... Je viens d'avoir un terrible accident... lui répond le Bourguignon se-
lon son récit. Je suis écrasé dans ma voiture.» «...Tu me racontes pas de conneries? Ne bouge pas, j'appelle Marisol Touraine [alors ministre de la Santé, ndlr], on t'envoie les secours.» Mais, dans l'interview qu'il avait accordée quelques mois plus tôt au Bien public, il en faisait un autre récit: «Comme presque tous les soirs, c'est Emmanuel Macron qui m'a appelé. J'étais alors dans l'ambulance et je l'ai simplement tenu au courant de mon état de santé». Seul le chef de l'Etat connaît désormais la vraie version.
Amateur de chasse et de golf, François Patriat a fait partie de ces socialistes qui ont cru au «dépassement» d'Emmanuel Macron. Confident du Président, visiteur du soir, il n'a pas fait partie de son gouvernement, préférant sa place au Sénat comme président de groupe et gardant sa liberté de parole pour conseiller celui dont il est devenu un intime.
«Ma fidélité ne va pas à En marche, mais à lui, assumait-il toujours l'an dernier auprès du Point. Il garde toute ma confiance, fut-elle aveugle.» Ultra-loyal, l'ancien socialiste et son langage fleuri défendait tous les choix du chef de l'Etat, même celui après la dissolution de 2024. «Etre macroniste au Sénat, plaisantait-il, c'est être protestant en terre catholique.» Sa foi ira jusqu'à des positions antagoniques avec ses origines politiques. Comme le jour où il a défendu, en 2022, la retraite à 65 ans parce que «les déménageurs, les couvreurs, les gens dans les travaux publics sont équipés d'exosquelettes» aujourd'hui. Ou comme, en 2024, lorsqu'il s'est montré ouvert à «toutes les évolutions» qui permettraient d'encadrer «ces grèves intempestives, redondantes et renouvelées».
Fin juin, l'ancien socialiste avait annoncé ne pas se représenter aux prochaines élections sénatoriales en septembre, après cinquante années d'engagement politique et trois mandats au palais du Luxembourg. «Beaucoup m'invitent à continuer, mais plus nombreux encore sont ceux qui comprendront ma décision», écrivait François Patriat, cité par ICI Bourgogne. Il sera parti avant la fin de son mandat. →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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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É.FR Après les propos d'une de ses basketteuses, la WNBA confrontée à une offensive transphobe Sophie Cunningham, du Fever de l'Indiana, s'est déclarée contre l'inclusion des femmes transgenres dans la Ligue. Si la majorité des joueuses d'une Ligue historiquement progressiste ont réagi, l'administration Trump, elle, souffle sur les braises. PHOTO GETTY IMAGES AFP
Légionellose En Savoie, 3 morts et 46 cas depuis le début du mois de juin
Une troisième personne de plus de 80 ans est morte à la suite d'une recrudescence de légionellose en Savoie, où plusieurs dizaines de cas ont été recensés depuis début juin, a annoncé, mardi, l'agence régionale de santé Auvergne-Rhône-Alpes. Entre le 1er juin et le 14 août, 46 cas de légionellose ont au total été déclarés aux autorités sanitaires du département, selon un dernier bilan. Cette maladie infectieuse qui touche le poumon est provoquée par une bactérie, la légionelle. La contamination se fait par l'inhalation de microgouttelettes d'eau contaminées par la bactérie, notamment dans les tuyaux de canalisations et les climatiseurs. (avec AFP)
Sanctions La présidente de la CPI interdite d'entrer aux Etats-Unis
L'administration de Donald Trump, qui assume une «campagne diplomatique» contre la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a annoncé, mardi, des sanctions contre sa présidente, Tomoko Akane. La Japonaise de 70 ans aura désormais interdiction d'entrer sur le territoire des Etats-Unis. Elle ne pourra pas non plus effectuer des transactions dans le système financier américain. En poste depuis 2024, elle avait déjà été l'objet de mesures de rétorsion émanant de Moscou. En outre, l'actuel substitut du procureur de la CPI, le magistrat sénégalais Abdoulaye Seye, a été lui aussi frappé par les nouvelles sanctions.
Suisse La fonte des glaces libère deux corps d'alpinistes morts depuis 34 ans
Un nouveau signe de l'accélération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Alors que les glaciers fondent à vue d'œil, leur recul libère de nombreux corps d'alpinistes disparus en montagne. C'est encore le cas de deux nouvelles dépouilles, celles d'alpinistes belges disparus il y a 34 ans, retrouvées le 26 juillet en Suisse. Ceux-ci ont été découverts, libérés par la fonte du glacier du Trift, près de la frontière italienne, par un randonneur, a annoncé mercredi la police. «Une comparaison directe des profils ADN a permis d'établir formellement qu'il s'agissait de deux alpinistes portés disparus dans la région du Weissmies depuis 1992», a détaillé la police valaisanne. (avec AFP)
Cet été, la France a battu un record de 52 jours de vagues de chaleur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trois semaines, la carte de Météo France n'est plus teintée d'orange. Les six derniers départements restés en vigilance orange canicule ont basculé en jaune depuis mardi, comme la totalité du sud-est de la France, tandis que le reste du pays est au vert. Mais la fin tant espérée de ce tunnel étouffant ne peut masquer le nouveau record que vient d'enregistrer la France cet été, avec 52 jours de vagues de chaleur depuis mi-juin, selon l'analyse des données de Météo France publiée mercredi par l'AFP.
L'été 2026, qui n'est même pas encore terminé, devance ainsi les 33 jours de 2022 ou les 22 jours de l'été meurtrier de 2003. Depuis le 17 juin, seuls 3 puis 7 jours d'accalmie se sont intercalés entre les températures caniculaires. La France métropolitaine a en effet connu trois vagues de chaleur qui se sont succédé rapidement, de 14 jours en juin, 16 jours en juillet puis 22 jours depuis fin juillet, cette dernière vague n'étant pas encore officiellement terminée. Si l'air ambiant s'est nettement ra-
rafraîchi depuis quelques jours dans le Nord-Ouest, avec parfois même quelques averses, la France subit toujours, météorologiquement parlant, une vague de chaleur. L'indicateur thermique national, c'est-à-dire la moyenne des températures diurnes et nocturnes, était de 24,7°C pour la journée de lundi et 24,5°C pour celle de mardi.
Pour rappel, il doit redescendre sous les 23,4°C pendant trois jours ou ponctuellement sous 22,4°C pour considérer qu'une vague de chaleur a pris fin. Or, mercredi, «les températures restent chaudes près de la Méditerranée, avec des maximales jusqu'à 35 à 37°C», précise Météo France. Ainsi, l'actuelle vague de chaleur, qui a démarré le 28 juillet, est officiellement devenue mercredi la deuxième plus longue jamais enregistrée dans le pays, avec 22 jours (mardi inclus), dépassant celle de juillet 2006 (21 jours). Elle devance aussi largement celle, funeste, d'août 2003, qui avait duré 16 jours. En tête, on retrouve pour le moment celle de 1983, qui a eu
lieu du 9 au 31 juillet, soit 23 pénibles jours. Et si l'épisode ne se termine pas avant ce jeudi, il comptabiliserait 23 ou 24 jours, devançant toutes les précédents relevés depuis 1947.
Par ailleurs, après avoir relevé près de 6 000 morts de plus que la normale entre le 17 juin et le 2 juillet, Santé publique France a dévoilé, mercredi, le bilan des trois semaines suivantes. 1 243 morts en excès ont été calculés entre les 3 et 22 juillet. En prenant en compte la première canicule (très localisée) du 24 au 28 mai, au moins 7 300 personnes de plus que la normale sont donc mortes lors de ces trois épisodes. Les chiffres publiés sont «une première estimation», a souligné lors d'un point presse Sébastien Denys, directeur santé-environnement-travail à Santé publique France. Celle-ci se base sur «les certificats de décès remontés jusqu'à [mardi], qui comprennent environ 80% de l'ensemble des certificats remontés au cours de cette période». Comme les autres bilans, il s'agit de décès toutes causes confon-
dues – ils n'ont pas encore été directement attribués à la chaleur. Les chiffres donnent tout de même un premier aperçu des effets de cette deuxième vague de chaleur nationale.
A première vue, donc, moins meurtrière que celle de mi-juin, mais pas négligeable pour autant. «Ces deux vagues de canicule ont eu des intensités [météorologiques] différentes, ce qui peut expliquer en partie ces résultats. Mais on reste prudent, à ce stade on conseille de ne pas comparer les vagues entre elles», nuance Sébastien Denys. Comme pour les précédentes canicules, les personnes âgées de plus de 75 ans ont été les plus touchées. Elles représentent plus de trois quarts des morts. Mais, point qui était aussi souligné lors de la vague de juin, l'excès de mortalité est remarqué plus tôt, dès 45 ans. Signe que l'âge n'est pas le seul facteur à prendre en compte dans la vulnérabilité face à la chaleur.
SASCHA GARCIA et APOLLINE LE ROMANSER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fr
Mort de Jason Arday: «En tant que professeur noir, il était considéré comme une cible acceptable.»
AURÉLIEN MONDON politiste et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de Bath
Pour le politiste Aurélien Mondon,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de Bath, l'emballement médiatique autour des accusations de plagiat visant Jason Arday, ancien plus jeune professeur noir de Cambridge, retrouvé mort vendredi, révèle autant le racisme persistant du monde académique que la banalisation de l'anti-intellectualisme au Royaume-Uni. «Il était considéré comme une cible acceptable en tant que professeur noir – et on a pu l'attaquer bien plus facilement que s'il avait été un professeur blanc. Cette affaire de plagiat n'aurait jamais dû être traitée de cette manière. Elle aurait dû être examinée, car notre milieu a besoin d'éthique et de garde-fous, mais Jason Arday a servi de bouc émissaire pour Cambridge et les milieux médiatiques», affirme-t-il. J.Dé.
Interview à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fr
Trump Natalie Harp, l'assistante ultraloyale qui pose question
Lundi, la question a fait virer de l'orange au rouge le visage de Trump. Alors qu'une journaliste de CNN l'interroge, il s'emporte: «La ferme!» Le tort de la reporter? Evoquer les propos tenus, dimanche, par le sénateur démocrate Jon Ossoff, qui avait accusé Trump de seulement «construire une salle de bal et voyager avec Natalie». Comprendre Natalie Harp, 35 ans, qui s'est fait connaître en 2019 en affirmant que le Président l'avait sauvée de son cancer des os, et qui est devenue sa «plus proche assistante personnelle», selon CNN. La proximité de la trentenaire avec le milliardaire interroge la presse et l'opposition. V.Be. PHOTO GETTY AFP
«Sérialité»
Il s'agit du terme juridique utilisé, mercredi, sur France Inter, par M. Myriam Guedj Benayoun, avocate de plusieurs femmes ayant porté plainte contre Patrick Bruel, mis en examen pour «viol» et «agression sexuelle» et placé sous le statut de témoin assisté. Une nouvelle plainte pour «tentative de viol» a été déposée contre le chanteur avec désormais «21 plaintes [...] auprès du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de Nanterre». Des faits «concernés par la prescription», a-t-elle précisé, rappelant qu'il est «permis par le code pénal de travailler sur la sérialité des faits», ce qui pourrait permettre de déroger à la prescription. Elle veut également déposer, en septembre, «plusieurs témoignages de victimes qui ne souhaitent pas déposer plainte». M.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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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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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 TÉLÉ DE 30/10
TFA
21h10. Monsieur Parizot. Série. Le maître du crime (Parties 1 & 2). Avec Patrick Paroux, Fabrice Deville. 23h05. Monsieur Parizot. Série. Parties 1 & 2.
FRANCE 2
21h10. Qui ment ?. Divertisse- ment. Présenté par Bruno Guillon. 23h30. Drag Race France. Divertissement.
FRANCE 3
21h10. Crimes parfaits. Série. Le pied à l'étrier. D'une pierre, deux coups. 22h55. Meurtres à Marie-Galante. Téléfilm. Avec Pascal Légitimux. Anne Caillon.
FRANCE 4
21h00. Les secrets de la princesse de Cadiganan. Film historique. Avec Arielle Dombasle, Julie Depardieu. 22h25. La voix d'or. Théâtre.
FRANCE 5
21h00. Des trains pas comme les autres. Documentaire. Turquie, au fil du Bosphore. 21h00. Des trains pas comme les autres. Documentaire. Suisse. 22h45. Des trains pas comme les autres.
CANALI
21h05. The Agency. Série. Saison 2. Episodes 3 & 4. Avec Michael Fassbender, Jeffrey Wright. 22h40. Prisoner.
ARTS
20h55. De grâce. Série. 1/6. Avec Olivier Gourmet, Margot Bancilhon. 21h50. De grâce. Série. 2 & 3/6.
ARTS
21h10. Cauchemar en cuisine. Magazine. Saint-Berthevin- la-Tannière (1 & 2/2). 22h50. Cauchemar en cuisine.
PARIS PREMIÈRE
21h00. Survivor. Action. Avec Milla Jovovich, Pierce Broanan. 22h40. Creepshow.
ARTS
21h25. Secret Story. Divertisse- ment. La finale - Parties 1 & 2. Présenté par Christophe Beau- grand. 23h45. 90° Enquêtes.
ARTS
21h10. Y'a que la vérité qui compte. Divertissement. 23h00. Y'a que la vérité qui compte. Divertissement.
TFA
21h10. Le fantôme de Canter- ville. Comédie. Avec Audrey Fleurot, Michael Youn. 23h00. Arthur 3 - La guerre des deux mondes. Film d'animation.
CATAB
21h10. Au cœur de l'enquête. Magazine. Accidents, contrôles routiers, vols - 100 jours avec les gendarmes de Nîmes. 22h50. Au cœur de l'enquête. Magazine.
TFA
20h55. Adieu poulet. Drame. Avec Patrick Dewaere. 22h35. À la découverte des trésors sacrés - La France en héritage.
TFI SÉRIES FILMS
21h10. Il ne faut jurer de rien !. Comédie. Avec Gérard Jugnot, Jean Dujardin. 23h05. Panda.
FESB
21h10. Les aventures de Tintin. Jeunesse. 4 épisodes. 22h50. Les aventures de Tintin. Jeunesse.
FMC LIFT
21h10. Crimes. Magazine. Meurtres sanglants dans les Pyrénées Orientales. 22h50. Crimes. Magazine.
SAGINE
20h00. Basket-Ball : Serbie / France. Sport. Match de préparation. 22h00. Football : Lens / Villarreal. Sport.
FMC DÉCOUVERTS
21h10. Apocalypse en Asie : le tsunami 2004 minuts par minute. Documentaire. 22h15. Attentat de Nice : au cœur de l'enfer. Magazine.
FMC STORY
21h10. La folie du camping- car : des vacances pas comme les autres. Magazine. 22h50. La folie du camping- car : des vacances pas comme les autres. Magazine.
JEUDI 20
Une dégradation orageuse marquée va se mettre en place en direction du sud-est. Ailleurs, le temps est quand même assez nuageux.
L'APRÈS-MIDI Le temps s'annonce estival et très chaud dans le sud-est, mais des orages ponctuellement violents s'organisent entre les Alpes et l'Italie. Au nord-ouest, le temps s'annonce doux et lumineux.
VENDREDI 21
De fortes pluies orageuses se manifestent dans le sud-est, entre Côte d'Azur et Corse. Ailleurs, le temps est parfois nuageux mais calme avec des températures homogènes.
L'APRÈS-MIDI Temps plutôt calme et estival avec du beau temps dans l'ensemble. Chaleur au sud-est avec néanmoins quelques résidus orageux vers l'Italie.
| FRANCE | MIN | MAX |
|---|---|---|
| Lille | 15 | 20 |
| Caen | 16 | 22 |
| Brest | 17 | 20 |
| Nantes | 17 | 23 |
| Paris | 15 | 25 |
| Strasbourg | 20 | 27 |
| Dijon | 19 | 27 |
| FRANCE | MIN | MAX |
|---|---|---|
| Lyon | 23 | 28 |
| Bordeaux | 21 | 27 |
| Toulouse | 22 | 27 |
| Montpellier | 24 | 31 |
| Marseille | 24 | 30 |
| Nice | 24 | 29 |
| Ajaccio | 23 | 32 |
| MONDE | MIN | MAX |
|---|---|---|
| Alger | 26 | 34 |
| Berlin | 15 | 24 |
| Bruxelles | 15 | 20 |
| Jérusalem | 19 | 33 |
| Londres | 15 | 22 |
| Madrid | 23 | 30 |
| New York | 20 | 26 |
Libé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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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LA TÊTE DANS LE CUL (4/4)
La sexualité titille intellectuels et auteurs. Elle est un espace d'émancipation, un marché, une source de conflits et de plaisirs. Elle révèle rapports de pouvoir, révolutions féministes et mutations technologiques. C'est pourquoi, cet été, Libération met «la tête dans le cul» en donnant carte blanche à des penseurs, écrivains et chercheurs pour raconter ce que le sexe dit de notre époque.
Enguerran Macia
«L'orgasme condense tout notre être au monde»
A la fois intime et universel, l'orgasme reste un sujet tabou pour les scientifiques. Le chercheur a pris le sujet à bras-le-corps.
Recueilli par LUCAS BRETONNIER Photo AMANDINE KUHLMANN
Parfois appelé «petite mort», l'orgasme est aussi un angle mort de la science. Le chercheur Enguerran Macia lui consacre une somme scientifique, Anthropologie de l'orgasme (la Découverte, parution 17 septembre). Un projet ambitieux, tant les définitions du terme sont nombreuses, selon que l'on privilégie l'approche biologique, psychologique, médicale, sociologique... L'anthropologie bioculturelle de l'auteur embrasse généreusement l'ensemble. De quoi satisfaire tout le monde.
Vous écrivez que l'orgasme est un sujet assez peu exploré par la science. Comment cela s'explique-t-il ?
Les scientifiques sont des membres de la société comme les autres. Ils tentent de prendre un peu de recul, de tendre vers l'objectivité, mais nous restons dans la société. En 2014, j'avais proposé à un groupe de recherche du CNRS de travailler collectivement sur l'orgasme : je n'avais pas récolté beaucoup de suffrages. Et, quand j'ai fini par prendre le sujet à bras-le-corps, j'ai trouvé étonnant qu'aucun anthropologue n'ait vraiment abordé la question.
L'orgasme est un objet paradoxal : intime et universel (vous montrez qu'il est décrit de la même manière partout sur la planète) ; peu verbalisé et, en même temps, très lié au langage (les études sont basées sur les récits)...
Oui, c'est peut-être ce qui explique aussi qu'il soit un point aveugle de la science et de la société : tellement universel qu'il n'y aurait pas besoin de l'étudier. Tellement intime et indicible qu'on n'ose pas en parler. Même en testant le sujet avec mes amis d'enfance, les langues ne se sont pas franchement déliées.
C'est donc un sujet tabou ?
C'est un sujet profondément ancré en nous et dans l'histoire de l'humanité, mais il a peu été étudié en tant que tel, notamment par l'anthropologie.
Vous insistez sur votre approche «bioculturelle» de l'anthropologie. Qu'est-ce que c'est ?
C'est en fait l'anthropologie telle qu'elle était pratiquée à ses débuts, notamment par Marcel Mauss (1872-1950), dont je suis un grand admirateur. Ensuite, l'hyperspécialisation à l'université a éparpillé les disciplines. Mais l'orgasme est un objet d'étude qui se prête particulièrement bien au croisement des savoirs. Parce qu'il est un phénomène indéniablement biologique, mais il est aussi lié à nos désirs, à nos fantasmes : il est donc psychologique. Ensuite, il est social puisqu'il peut être éprouvé seul, à deux, voire à plus, et que nos modes de socialisation contribuent à le construire. Enfin, l'orgasme est culturel, en ce sens qu'on n'a pas les mêmes chances de jouir selon la société dans laquelle on évolue. Au sein d'une même société, on n'a pas non plus les mêmes chances de jouir, selon notre genre, notre âge, notre catégorie socio-professionnelle ou notre religiosité. On vient d'énumérer quatre dimensions importantes, voire principales, de l'existence humaine. L'orgasme condense tout notre être au monde.
On dit beaucoup que l'intime est politique ; l'orgasme est-il politique aussi ?
Oui, d'abord à cause de ces «injustices érotiques», mais aussi parce que, dans les programmes d'éducation à la sexualité au collège et au lycée, en France, le mot «orgasme» n'apparaît pas. Or, parler du plaisir, c'est une manière de lutter contre les risques liés à la sexualité. Si l'on apprenait que la sexualité doit être source de plaisir, pour soi comme pour l'autre, peut-être y aurait-il aussi moins de violence dans ce domaine.
Comment définir l'orgasme ? A-t-il une définition ?
Je me suis un peu «carapaté» devant cet obstacle, car il existe autant de définitions que de sciences qui l'ont abordé : les neurologues vous diront que c'est la réponse neurologique à la stimulation du nerf pudendal (et pelvien) et de l'ensemble du système nerveux sympathique. Un psychologue insistera sur la conscience... En 2001, des psychologues américains ont répertorié 26 définitions différentes.
Selon certains psychologues, pour qu'il y ait orgasme, il faut que l'émotion passe par le filtre de la conscience... C'est encore très lié au langage, à la capacité de verbaliser, de réfléchir même. Peut-on dire que les animaux éprouvent des orgasmes, ou est-ce le propre de l'homme ?
Il y a des animaux «sentients» [capables d'éprouver des sensations subjectives, ndlr],
qui peuvent donc en ressentir. Il y a aussi de plus en plus de travaux démontrant la présence d'une conscience chez certains animaux non humains. Et puis, anatomiquement, biologiquement et hormonalement, des animaux comme les grands singes ou les dauphins nous ressemblent beaucoup. J'ai peu de doutes sur le fait que certains animaux non humains éprouvent ce plaisir extatique que nous appelons «orgasme». Je crois en donner les preuves dans le livre.
On sait que l'interdit de l'inceste a structuré notre passage de l'état de nature à la culture. L'orgasme et sa «domestication» peuvent-ils alors être vus comme le pivot de cette révolution anthropologique ?
Oui, c'est une hypothèse qui m'est venue au cours de la rédaction. Ce qui distingue en partie notre système sociosexuel de celui de nos plus proches cousins, chimpanzés et bon-
obos, c'est que nous sommes principalement monogames. La question est : comment en est-on arrivé là ? On peut le dater d'il y a environ un million d'années. C'est à ce moment-là que l'humanité a quitté ce qu'on appelle la «promiscuité», c'est-à-dire le fait d'être comme les grands singes, qui s'accouplent deux à trois fois par heure avec différents partenaires... Ce qui posait un problèm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société et favorisait les conflits. Au même moment environ, on voit apparaître la culture acheuléenne [avec ses fameux bifaces, pierre taillée des deux côtés, ndlr], première culture réellement cumulative, considérée comme une révolution à la fois matérielle et cognitive. Je crois que ce n'est pas un hasard si, au moment où apparaît la culture acheuléenne, qui nécessitait le langage, arrivent aussi la monogamie et la jugulation du plaisir. Le langage a permis l'instauration de règles. L'humanité a dû faire du social avec le sexe.
Vous ne parlez pas d'amour dans votre livre. Pourquoi ?
J'ai, en effet, veillé à ne pas utiliser ce terme. Pour moi, l'amour est une construction culturelle. J'ai voulu rester dans une sphère scientifique, la plus «universelle» possible.
Vous consacrez un passage au Kâma sutra, texte composé trois siècles avant J.-C., qui étonne par sa grande modernité à l'égard du plaisir, et notamment du plaisir féminin – même si des chercheuses ont relativisé ce point. C'était Mai 68 avant l'heure en Inde ?
C'est un texte incroyable. On y trouve des recommandations sur la manière de ●●●
«Au sein d'une même société, on n'a pas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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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omper son mari, de faire l'amour à plusieurs, dans les jardins... Et, plus généralement, un souci bédoniste de mener une vie bonne, notamment du point de vue du plaisir sexuel. Il y a un côté «Lumières de la sexualité». Mais il ne faut pas oublier que ce texte était destiné à une élite.
Les religions ont quand même eu un rôle particulièrement néfaste dans l'émancipation sexuelle des femmes ?
Oui, et dans celle des hommes aussi, dans une moindre mesure. Le fait religieux doit créer de l'ordre, en favorisant la réitération des traditions, en renforçant le partage des valeurs et en promouvant l'homogénéisation des comportements. Les religions cherchent à réduire la sexualité à la reproduction, car ce qui est essentiel du point de vue religieux, c'est bien la reproduction, matérielle et immatérielle, des croyants.
Sigmund Freud, en incitant à une sexualité «altruiste» et «adulte» (c'est-à-dire hétérosexuelle et dans un but reproductif), n'a-t-il pas ajouté un vernis savant à certains impératifs religieux ?
Dans un sens oui, mais c'est aussi ce que faisait une partie de la médecine depuis la Grèce antique – pathologiser la masturbation, l'opposer au coït reproductif.
Vous écrivez qu'il y a plus d'études scientifiques sur l'orgasme féminin que sur l'orgasme masculin. Pourquoi ?
Parce que ce qu'on appelle «l'orgasm gap» dans les relations hétérosexuelles, c'est-à-dire l'écart entre le pourcentage d'hommes déclarant éprouver un orgasme lors d'un rapport et celui des femmes (qui avoisine les 20-30 points dans les sociétés occidentales), se retrouve dans toutes les cultures. Ce qui fait peut-être de l'orgasme féminin un plus grand «mystère». D'autre part, contrairement à l'orgasme masculin, souvent réduit à l'éjaculation et à la procréation, la jouissance féminine n'est pas essentielle à la reproduction. Ainsi, elle ne correspond pas précisément à une fonction reproductrice socialement encouragée, ce qui a pu en faire une «étrangeté» aux yeux des scientifiques...
Y a-t-il une différence d'intensité ou de nature entre l'orgasme masculin et féminin ?
Selon les études, les sensations sont les mêmes. Les hommes et les femmes interrogés les décrivent de manière tellement similaire que vous ne pouvez pas deviner si les témoignages recueillis proviennent d'un genre ou de l'autre. Il existe quelques petites différences, notamment concernant les périodes réfractaires (une femme peut avoir plusieurs orgasmes à la suite), mais, à part cela, ce sont les mêmes nerfs, les mêmes zones du cerveau et, donc, les mêmes verbatims.
«C'est un sujet profondément ancré en nous et dans l'histoire de l'humanité, mais il a peu été étudié en tant que tel, notamment par l'anthropologie.»
En quoi cet «orgasm gap» évoqué plus haut illustre-t-il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à l'œuvre dans nos sociétés ?
D'abord, les chiffres sont partout les mêmes : c'est donc un invariant transculturel. L'orgasm gap trouve une première explication dans les comportements, pas suffisamment focalisés sur le clitoris et le plaisir féminin. Mais ces comportements s'appuient sur ce qu'on appelle les «scripts sexuels», c'est-à-dire les scénarios véhiculés par la culture populaire, qui façonnent les imaginaires et reproduisent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La prédominance de la pénétration dans les rapports sexuels, dont on a vu qu'elle ne suffisait pas souvent, statistiquement, à permettre aux femmes d'atteindre l'orgasme (les études montrent que l'orgasme féminin est plus facilement atteint par masturbation que par coït), est l'un de ces «scripts». On constate aussi que le pourcentage d'orgasmes atteints par les femmes augmente lorsqu'elles sont en couple, lorsqu'il existe une meilleure connaissance de l'autre et une plus grande attention portée au partenaire. C'est également vrai chez les hommes, dans une moindre proportion.
Vous évoquez Mai 68 et son «Jouissez sans entraves». Peut-on caractériser, d'un point de vue anthropologique, l'influence qu'ont pu avoir Mai 68 et la libération sexuelle sur l'orgasme ?
Oui. L'historien Robert Muchembled l'a bien montré. Les rapports Kinsey (des études sur les comportements sexuels), dans les années 1950, ont été une sorte de détonateur qui a eu un grand impact sur la société américaine puritaine et, par ricochet, sur la France. Puis dans les années 1960, trois grands facteurs ont engendré une nouvelle conception du plaisir sexuel : le recul de l'emprise de la religion sur la vie des individus, la prégnance d'un rôle social accès sur la liberté et, enfin, la révolution féminine mettant progressivement à mal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Vous parlez d'une «justice érotique». Que peut-on faire pour combattre les inégalités érotiques ?
Cela passe par l'éducation et par l'école. Apprendre que le sexe doit donner du plaisir aux deux partenaires permettrait d'ailleurs sans doute de lutter contre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Il faut aussi en parler à ses enfants. Quand ils sont en âge de s'interroger sur ces questions, il faut, je crois, leur parler de cette forme d'éthique du plaisir.
Qu'est-ce que l'orgasme dit de l'humanité, pour reprendre le titre de la conclusion de votre ouvrage ?
L'analyse de l'orgasme nous montre que la recherche de plaisir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le but de la sexualité chez les animaux non humains. Chez les primates, elle est à l'origine d'une certaine forme de désordre social. Il y avait un avantage évolutif à la jugulation de la libido et à la prédominance de la monogamie dans notre système sociosexuel. Ce passage est l'un des éléments fondamentaux de l'émergence de la culture, il y a environ un million d'années. Aujourd'hui, l'orgasme peut notamment être analysé comme un prisme de lecture de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mais aussi, je crois, un moyen de lutter contre le patriarcat en mettant l'accent sur l'équité érotique entre hommes et femmes. ➤
mêmes chances de jouir. » PHOTO AMANDINE KUHLMANN POUR LIBÉ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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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Libé week-end Chaque semaine, retrouvez huit pages consacrées à l'actualité littéraire. Samedi, entretien avec Louis Kessischke autour de son nouveau roman, Baignade surveillée (Gallimard), dans lequel elle choisit de relater la noyade d'un enfant au moment même où les hommes mettent le premier pied sur la Lune, en 1969. PHOTO LAURA STEVENS-MODDE
L'AUREAU
L'inauguration de la statue de Balzac à Paris, le 1er juillet 1939. ROGER-VICILLET
Splendeurs et misères de la vie posthume de Balzac
Révolutionnaire chez Hugo, royaliste pour Barbey, fasciste d'après Bardèche... L'historienne retrace la série des relectures et récupérations subies par l'auteur de «la Comédie humaine» jusque dans les années 1950.
Le 18 août 1850, Balzac meurt. Deux jours plus tard, Victor Hugo, qui a assisté à l'agonie du romancier, prononce l'oraison funèbre. Une de ses phrases retient l'attention de la presse : «A son insu, qu'il le veuille ou non, qu'il y consente ou non, l'auteur de cette œuvre immense et étrange est de la forte race des écrivains révolutionnaires.»
Deux ans après la révolution de 1848, cependant qu'Hugo siège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la formule ne passe pas inaperçue. Dans la Gazette de France, journal légitimiste, un jeune auteur encore peu connu, Jules Barbey d'Aurevilly (à qui Judith Lyon-Caen a consacré son livre précédent), s'insurge : «Quelle révolution ? [...] Je ne sache pas que Balzac se soit attelé à ce véhicule qui a été le tombereau de la Terreur.» Balzac n'avait-il pas prétendu écrire «à la lueur de deux Vérités éternelles : la Religion, la Monarchie ? Pour Barbey, l'affaire est entendue : «Plus tard, nous voulons dire un mot du génie que nous avons perdu. Il nous appartient comme à tout ce qui a le respect et l'amour des choses de la pensée. Mais il nous appartient d'une autre manière en-
core. Il était catholique, apostolique et romain, et c'était un royaliste.»
«Ennemi objectif». Bien sûr, souligne Judith Lyon-Caen, «il faudrait nuancer, contextualiser, préciser le sens que pouvait avoir, pour Balzac – qui avait eu des sympathies libérales après 1830 – cet appel aux «deux Vérités éternelles» en tête de la Comédie humaine en 1840 ; on pourrait ajouter que les relations de Balzac avec le parti légitimiste avaient été tout sauf simples, dès lors qu'au début des années 1840, les royalistes s'étaient embarqués dans une croisade acharnée contre le roman-feuilleton, accusé de tuer le débat politique en incitant les lecteurs à choisir leurs journaux en fonction de leurs goûts littéraires plutôt que de leurs opi-
nions politiques. Balzac était peut-être un ami politique, mais en faisant commerce de sa littérature dans la presse, c'était un ennemi objectif...» Reste que, en 1850, la vie posthume de Balzac commence, marquée du sceau de cette sentence annonciatrice de décennies de disputes : «Balzac nous appartient.» Deux mois plus tard, dans son feuilleton dramatique pour le journal la Presse, Gérard de Nerval qui s'ennuie de l'actualité des théâtres préfère
Balzac« était catholique, apostolique et romain.»
Barbey d'Aurevilly en 1850
écrire sur l'illustre disparu : «Parlons de Balzac, cela fait du bien.» Cette seconde citation aurait pu également convenir comme titre – un peu ironique – du livre de Judith Lyon-Caen.
Cependant, l'enquête de l'historienne ne commence pas en 1850, mais un demi-siècle plus tard, lorsque l'œuvre de Balzac tombe dans le domaine public et fait désormais figure de classique – au moment où les savoirs sur Balzac se multiplient, portés par des écrivains, des bibliothécaires, des professeurs et colorés de toutes les nuances de l'arc-en-ciel politique (Balzac conservateur, Balzac réactionnaire, Balzac marxiste...). Dans un très beau prologue inspiré par un texte de Marcel Proust daté de 1909 (et repris ensuite dans Contre Sainte-Beuve), Judith Lyon-Caen montre tout l'intérêt de sa démarche : être historienne de la lecture, c'est-à-dire ne pas envisager «seulement des appréciations ou des interprétations de Balzac (comme celle de Sainte-Beuve qui le «juge à faux»), mais encore des manières de lire, des manières de se relier aux œuvres et aux objets qui le portent, les livres».
«Aryanisation». C'est ce qu'elle fait depuis les années 1900 jusqu'aux alentours de 1950, lorsque le centenaire de la mort de Balzac vient résumer et figer, pour un temps, les débats sur la postérité de son œuvre – au moment où une revue créée en 1948, le Courrier balzacien, définit son programme à l'aide de la citation de Nerval («Parlons de Balzac, cela fait du bien»). L'historienne aurait pu poursuivre son enquête plus loin, bien entendu, puisqu'on continue à lire et à commenter Balzac. Mais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Xe siècle, Balzac a cessé d'amener avec lui un passé familier, de produire «de la connivence, de la reconnaissance, parfois de l'entre-soi». Les modalités de la transmission de tout ce qui entoure ce nom – Balzac – ont changé.
Il y a bien des raisons à cela (on pourrait dresser une longue liste des bouleversements sociaux intervenus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Xe siècle, qui ont éloigné de
nous le monde décrit par Balzac). Mais Judith Lyon-Caen en privilégie une, à laquelle personne jusque-là n'avait vraiment pensé – ce genre de petits faits connus des spécialistes, mais dont aucun n'avait imaginé la portée politique et symbolique. En 1942, «le processus dit d'«aryanisation» de la maison d'édition Calmann-Lévy fut achevé au terme d'une longue procédure commencée en février 1941, conformément aux décrets pris par les autorités d'Occupation à l'automne 1940 et mis en œuvre par l'administration française dans le cadre de la politique de collaboration». Brusquement, la maison Calmann-Lévy devenait les... éditions Balzac.
Mais pourquoi Balzac, nom de nom ? D'accord, Balzac était un des grands auteurs du patrimoine de Calmann-Lévy. D'accord, son œuvre était dans le domaine public. D'accord, il n'avait laissé aucun héritier direct. Mais pourquoi ne pas avoir choisi une appellation générique (comme les éditions Ferenczy, alors devenues «éditions du Livre moderne») ? Ce mystère constitue le noyau de l'enquête de Judith Lyon-Caen, laquelle s'attache notamment à la trajectoire d'un érudit, Maurice Bardèche, qui proposait dès 1941, aux lecteurs de Je suis partout, de voir en Balzac «un solide ancêtre du fascisme» et qui joua ensuite un rôle décisif dans l'«aryanisation» de la maison Calmann-Lévy. «C'est bien parce que Balzac était au cœur de la culture partagée qu'il importait» aux acteurs de cette histoire, conclut l'autrice en montrant comment celui-ci en est resté «durablement enténébré». La façon dont Balzac a permis à Bardèche et aux siens de présenter l'année 1945 comme un nouveau 1815, par exemple, est fascinante. Parlons donc de Balzac avec Judith Lyon-Caen, cela fait du bien.
SYLVAIN VENAYRE
JUDITH LYON-CAEN
«BALZAC NOUS
APPARTIENT».
UNE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TRANSMISSION
LITTÉRAIRE
CNRS Editions, 377 pp.
26 € (ebook : 18,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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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contre Pour les 25$^{e}$ Rencontres d'été théâtre à lecture en Normandie, et dans la silloge de son essai Un printemps avec Ariens Lapin (les Equateurs), Grégoire Bouillier évoque ce jeudi sa relation avec le «gentleman cambricleur» imaginé par Maurice Leblanc en 1906. Rendez-vous à Houlgate, à midi, au Jardin du Petit Théâtre (10, bd de Saint Philbert, 14510). PHOTO NÉTIES D'OROLLALANDA.
Expo Funzines, revues, tracts... Dans les années 60 et 70 en France, la presse alternauve s'est fait l'écho d'une jeunesse en rupture avec les modèles dominants. Conçue à partir des collections patrimoniales, l'exposition marale, Underground ! s'affiche à la BNF jusqu'au 18 octobre en entrée libre (quai François-Maurice, 78013). F 7070.59.
«Ainsi la Cour décide»: récits en recours
A partir de son expérience au sein de la Cour nationale du droit d'asile, Caroline Knecht décrit les multiples dissonances entre une justice qui doit trancher et les histoires racontées par les demandeurs.
«Ce que les juges demandent aux gens, ce n'est pas vraiment de raconter leur vécu, ce que les juges leur demandent, c'est de coller aux critères de protection.» Les gens en question, ce sont des demandeurs d'asile ivoiriens, somaliens, afghans, auxquels l'Ofpra (Office français de protection des réfugiés et apatrides) a refusé d'accorder un statut et qui formulent un recours auprès de la CNDA, la Cour nationale du droit d'asile. Là, il faut raconter son histoire, dire pourquoi on est en danger dans son pays d'origine, comment on l'a quitté, voire donner «l'identité des auteurs des persécutions» que l'on fuit. Docteure en droit, Caroline Knecht a aussi étudié l'anthropologie. Peu après sa soutenance de thèse, en 2021, elle répond à une annonce du haut-commissariat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es réfugiés. On cherche des consultants pour être assesseurs à la CNDA et y représenter ledit haut-commissariat; un second assesseur est nommé par le Conseil d'Etat. Un président, souvent juge à la retraite, complète le tribunal. Les requérants se présentent généralement avec un avocat et un in-
interprète commis d'office. 80% d'entre eux sont déboutés.
«40 € le récit». «Troisième journée d'audience. Je siège avec une magistrature administrative et un ancien préfet. L'un-e dit: J'en ai marre des requérants bangladais, vraiment marre. Ils racontent tout le temps la même chose. Ce sont des couches de stéréotypes. On devrait tous les faire sortir par ordonnance.» Des formateurs ont rassuré la jeune juge inexpérimentée: assez vite elle saura quoi décider, «à force de manger des récits». Caroline Knecht se défend pourtant de livrer un témoignage de ce qu'elle a observé: «les personnages représentés sont des visages aux figures mélangées, des incarnations réduites; les situations, les simples reflets d'une violence. Tout, ici, relève de la fiction.» Comprendre: dans la réalité, c'est pire.
Ainsi la Cour décide rend d'abord compte de quelques audiences puis explique la façon dont ces journées affectent son moral. Cette deuxième partie du livre est en vers libres: «Siéger, c'est un peu comme s'assoiré (dans un puits en béton).» Comment défendre les causes qu'on estime justes face à des collègues qui ne s'appuient que sur «des sources publiques» lacunaires, non scientifiques? Le délibéré est «comme un ring». «Puis les audiences sédimentent. [...] Je brusque une femme, / estiment qu'elle répond mal/ à mes questions». Car la difficulté que constate Knecht, et que lui confirment les avocats et traducteurs qu'elle interviewe dans une troisième section, «En sourdine»,
Des demandeurs d'asile font la queue devant l'Ofpra, à Fontenay-sous-Bois, en 2015. RIVA PRESS
c'est que la réalité des réfugiés est incommensurable à la liste des cas normés par la CNDA. Ainsi, «quoi qu'on en dise, personne ne comprend rien à l'organisation, en Somalie, des dans. [...] Les Somaliens-nes elleux-mêmes n'ont pas tous les expériences et une conception identique de leur fonctionnement, du fait de la complexité des dynamiques familiales.» Il est difficile de repérer les véritables traumatisés, ceux qui «refusent de raconter des choses» ou ne savent tout simplement pas, car même la douleur est culturelle: elle ne se transfuse pas toute seule d'un imaginaire dans un autre. Sans parler des interprètes qui, de la même communauté que le demandeur, taisent l'obscène et l'humiliant, refusent de «traduire
le mauvais». Ou de ceux qui, parce qu'ils sont «d'une ethnie dissidente [...] ne vont pas l'aider.» A cela s'ajoute la maladresse des requérants, qui parfois achètent un «récit de vie qui a marché»: «Je connais un gars, explique un interprète, qui vend des récits, 40 € le récit, mais ce qu'il écrit est très mauvais. Il parle de l'ancien temps». La tricherie est avérée, l'échec devant la Cour assuré.
Hiatus. A chaque délibéré (c'est la quatrième et dernière partie du texte), le même hiatus accable les juges: «l'un devine les fantômes meurtris qui se noient dans nos canaux, les carences de nos administrations. L'autre redoute l'instabilité d'une marée de prétendants.» L'ONU définit en effet comme légitime le réfugié qui
craint d'être persécuté «avec raison». Ne reste plus qu'à se débrouiller avec ces deux mots, à raison de treize dossiers par jour. Au-delà des vécus rapportés, ce premier livre de Caroline Knecht, publié dans la nouvelle collection de La Découverte, Catabase, saisit aussi par un style qui rend le marasme au plus près, nous plongeant tantôt dans un univers sensoriel «mou» qui «amortit» tout, tantôt nous réveillant d'une formule aussi glaçante que ces jours où aucun recours n'a été accordé: «Tout ce que le monde a d'hiver s'abat là / dans ce 0%».
ÉRIC LORET
CAROLINE KNECHT AINSI LA COUR DÉCIDE, La Découverte, «Catabase» 224 pp., 19,50 € (ebook: 13,99 €).
Elsa Ballanfat, un espace à soi
A travers la pratique de la marche, l'autrice fait l'expérience d'une mise à distance d'un milieu parfois délétère et un renouveau de pensée. La lisière devient alors un lieu investi.
C'est un petit livre qui a l'air de pas grand-chose. Et le mot «lisière» dans son titre évoque une mince ligne, un trait dans un paysage ou dans une société, une vie en coulisses plutôt que sur la scène. Vivre en lisière fait songer au terme «invisibilité», à usage récurrent ces derniers temps. Son autrice, Elsa Ballanfat a un brillant parcours, Normale Sup, agrégation et doctorat en philo-
philosophie, prof en prépa à Paris, plusieurs essais parus, et pourtant on y lit au début une désillusion de la pratique académique, une critique de l'ambiance tendue des colloques, des rapports de pouvoir, de l'ego prévalant sur la pensée, d'un protectionnisme exagéré de la discipline. Sans parler de la «veractio» des hommes. «Qu'attendait-on pour intituler un colloque 'Virilité de la métaphysique'?» écrit celle qui a vécu des agressions dans son adolescence et qui croyait trouver dans la philosophie «un remède aux maux évoqués». La lisière parle aussi de l'orée d'un bois. Ce texte a été rédigé après une période assez longue à la campagne. Il ne glorifie pas le retour à la nature mais parle de ce qui se passe quand on
marche. Marcher instaure de la distance, de la décantation, une forme de liberté. «Oublier et penser, oublier vraiment, puis, parfois, voir re-naître les pensées.» Mais quand c'est une femme qui marche seule, elle reste souvent sur ses gardes, même dans la campagne la plus profonde. Elsa Ballanfat s'est sentie parfois aux aguets («l'espace pour les femmes était donc intimement vécu comme celui de la peur»). N'est-ce pas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ions peu pensé l'espace en philosophie, parce que la philosophie avait été l'affaire d'hommes pour qui l'espace constituait une fausse évidence. Il leur semblait tellement facile de marcher qu'ils en avaient oublié que l'espace constituait un privilège pour ceux qui le foulaient sans craintes.»
Vivre à la lisière progresse ainsi, comme sautant d'une flaque après l'autre, pour déboucher sur une clairière, un champ: le concept de vie et de travail en lisière. «Loin des cases, des étiquettes dont nos mondes professionnels sont avides, il s'agit de prendre conscience d'une vie en lisière, d'une écriture en lisière du médiatique, en lisière de la grande voix qui détient la vérité.» Une invitation: se servir de la marge comme un espace en soi.
FRÉDÉRIQUE ROUSSEL
ELSA BALLANFAT VIVRE EN LISIÈRE Editions du Croquant, «Carton rouge» 88 pp.,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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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ARV
Dans la chambre d'hôtel, tout a été organisé au cordeau : un couchage moelleux, des friandises, une carte de bienvenue personnalisée, et même une petite peluche cadeau. C'est qu'au Burgundy, un établissement cinq étoiles situé à deux pas de la place Vendôme à Paris (1er arrondissement), les chiens sont, depuis quelques mois, des hôtes comme les autres. Pour 50 euros par nuit, en plus du prix de la chambre, les propriétaires de canidés peuvent en effet y séjourner avec leur compagnon à poils. Lequel bénéficiera aussi, moyennant supplément, de services personnalisés : promenade avec un pet-sitter, plats de poulet, bœuf et légumes à l'eau concoctés par un chef, massage...
«Pour nous, ça coulait de source qu'il ne fallait pas seulement accepter les chats ou les chiens, mais véritablement les accueillir avec le client, comme on le ferait pour ses enfants. Ça peut, d'ailleurs, fidéliser», explique Nicole Wilms-Kauffmann, directrice générale du Burgundy Paris. Parmi la clientèle de l'établissement, essentiellement française et européenne, environ une personne sur dix vient accompagnée de son chien. «Une fois, un chien aboyait dans la chambre et une femme de ménage n'a pas osé entrer, reconnaît la directrice. Mais c'est très rare, car un animal qui a l'habitude de voyager sait généralement rester paisible.» Le Burgundy est loin d'être le seul hôtel à avoir mené, ces dernières années, une réflexion sur l'accueil des toutous. A Saint-Tropez (Var), le boutique-hôtel Arev accueille, depuis son ouverture en mars 2024, une soixantaine de chiens par an : coussins, gamelles, jouets et même eau minérale sont mis à leur disposition (compter 100 euros supplémentaires par nuit). Et pour les clients les plus fans de leur animal, peut être organisé «un shooting photo personnalisé, réalisé dans les lieux emblématiques de l'hôtel ou dans l'univers de Saint-Tropez. Une manière originale et élégante d'immortaliser le séjour et de créer un souvenir unique à partager avec sa famille», explique Jean-Marie Le Gall, directeur général d'Arev Saint-Tropez.
La liste est longue : à l'hôtel de Crillon à Paris, le groupe Rosewood Hôtel propose, lui, contre 150 euros par séjour, un accueil similaire, avec plats cuisinés et «gamelles élégantes». A Versailles (Yvelines), le Waldorf Astoria Trianon palace offre carrément aux chiens d'avoir leur personal shopper (conseiller d'achat personnel), de déguster de «savoureux biscuits artisanaux conçus par une biscuiterie spécialisée», ●●●
Le toutourisme met les crocs moyens
Partir en vacances avec son chien est de plus en plus facile. Pet-sitter, plats concoctés par un chef, conciergerie... Le secteur s'est adapté à leur importance grandissante dans la vie des Français.
Par KIM HULLOT-GUIOT
En 2023, les Français dépensaient près de 943 euros par an pour leur chien. PHOTO GETTY IMAGES
●●● et de bénéficier de «soins bien-être» dépassant le simple toilettage... Quant au Carlton de Cannes (Alpes-Maritimes), il a prévu un menu spécial toutous. Le Talaia, à Biarritz (Pyrénées-Atlantiques), a lui conçu des «doggocinos» pour que maîtres et chiens puissent prendre leur café ensemble.
Aller à l'hôtel – voire au restaurant – avec son chien, une lubie de riches ? Pas tant que cela. Selon un sondage réalisé par l'Institut français d'opinion publique (Ifop) en mars, le choix d'un lieu de vacances se fait, pour 63% des maîtres, en fonction de si les chiens y sont ou non acceptés. Plusieurs sites de réservation d'hébergement, comme Abritel, ont mis en place un filtre de recherche «pet-friendly». En 2025, «animaux domestiques admis» a aussi été le troisième filtre le plus utilisé sur Booking.
«Un partenaire de vie»
«Un quart des Français ont un chien, ce qui ne veut pas dire qu'ils partent tous en vacances, relève Léo Major, chargé d'études au pôle actualités et politiques de l'Ifop. Mais pour ceux qui partent, il y a une vraie volonté d'emmener son animal en vacances. Quel que soit leur âge, leur lieu d'habitation ou leur parti politique, les Français sont très préoccupés par le bien-être de leur animal. Ça passe par le fait de ne pas l'exclure des vacances, de le considérer comme un membre de la famille.» Le sociologue Jean Viard abonde : «Avant, on tuait les portées de chatons, c'était normal. Aujourd'hui, vous feriez cela, on ne vous parlerait plus. Le rapport au vivant a changé, y compris avec la crise climatique. Mais il y a surtout un besoin d'amour : on fait moins d'enfants, on a plus d'animaux.»
L'universitaire de l'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xplique ce nouveau rôle joué par le chien par plusieurs facteurs. D'abord, «on a plus de maisons et de jardins. 80% des personnes qui vivent en dehors d'une métropole ont un animal, il correspond à un mode de vie». Mais, même chez les urbains, les animaux sont de plus de plus présents. «La natalité baisse. Chez les étudiantes, 39% disent ne pas vouloir d'enfant – après, la vie est aussi faite d'amour et de surprise. Reste que l'on fait moins d'enfants et que les animaux de compagnie peuvent jouer un rôle de substitution, déroule Jean Viard. On voit des gens qui promènent des chiens dans des berceaux, et le nombre de Français qui dorment avec est stupéfiant.»
Les Français dépensent d'ailleurs d'importantes sommes pour le confort de leur compagnon à poil : pr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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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ains hôtels proposent, en option payante, un service pour chiens. PHOTO PLAINFICTURE
de 943 euros par an, selon une étude de l'Ifop de 2023. «Avant, les vétérinaires s'occupaient des animaux de rapport, comme les chevaux, illustre encore le sociologue. Aujourd'hui, ils soignent chiens et chats, et c'est parfois coûteux. On voit bien qu'il y a une projection dans le rapport domestique qui relève de l'enfant.»
Faire de son chien un membre à part entière de la famille, c'est ce que revendique Hélène Gateau, autrice et vétérinaire de formation, qui a notamment publié Dormir seul, à deux... ou avec son chien? (Albin Michel, 2026) ou Pourquoi j'ai choisi d'avoir un chien (et pas un enfant)
A Versailles, un palace offre aux chiens d'avoir leur «personal shopper», de déguster de «savoureux biscuits artisanaux» et de bénéficier de «soins bien-être».
(Albin Michel, 2023). «Le chien n'est pas qu'un animal de compagnie, c'est un véritable partenaire de vie, estime-t-elle. Pour moi, c'est une présence protéiforme : c'est l'enfant que je n'ai pas voulu avoir, mon pote pour aller marcher, une compagnie car je suis célibataire... On a donc envie de vivre des choses avec. Il peut nous accompagner en rando, faire du sport, en vacances...» La quadragéniaire regarde, pour autant, les activités de type brunch ou hôtel de luxe, avec circonspection : «Il y a beaucoup de marketing derrière tout ça. Un chien, il faut l'emmener à la campagne, pas dans un café
pour animaux. Et ne pas faire de transfert : on ne rend pas son animal heureux avec un buffet trois étoiles. D'ailleurs, il ne va pas en retenir grand-chose.»
Emmener son chien en vacances est parfois semé d'embûches. Parmi les propriétaires de canidés souhaitant partir avec lui, «51 % éprouvent des difficultés à trouver la destination et l'hébergement adéquat», relève Léo Major de l'Ifop. Surtout chez les moins de 35 ans, «un public moins aisé que les autres catégories d'âge, qui a moins les moyens de trouver un logement adapté, car ceux-ci sont souvent plus chers». Il existe quelques sites, comme Emmène-ton-chien.com, qui recensent les hébergements dog-friendly. Et c'est justement parce qu'il n'est pas toujours simple de trouver un logement de vacances accueillant pour les chiens et chats qu'Alexandre Alzon et Sarah Rossignol ont créé la conciergerie Pillow and Paw, basée en Touraine. Comme une conciergerie Airbnb classique, ils s'occupent de gérer les annonces, les réservations, le linge et le ménage pour le compte de propriétaires. Mais leur particularité, c'est de mettre à disposition des gamelles, paniers, plaid et litière pour accueillir aussi les animaux.
Label
«On s'est rendu compte avec ma compagne que quand on partait avec nos deux chats et notre chien, c'était compliqué : non seulement tous les logements ne les acceptaient pas, mais on devait aussi tout apporter avec nous. La voiture était pleine rien qu'avec les affaires des animaux!» sourit Alexandre Alzon. Ce service d'intermédiaire, monté il y a deux ans, garantit aux propriétaires que leur logement ne sera pas endommagé, mais aussi aux vacanciers qu'ils peuvent débarquer sans trop se charger. Sur les 34 logements que gère Pillow and Paw, Alexandre Alzon et sa compagne ont réussi à en convaincre 31 d'accueillir chats et chiens. Soit quasi tous.
Ce n'est pourtant pas par amour des bêtes que la plupart acceptent : «On lève les freins pour que les particuliers puissent surfer sur le pet-friendly. C'est un filon que les professionnels ont déjà compris, mais sur lequel les particuliers ont plus de mal. Or on leur montre que c'est un levier de rentabilité. Les études montrent aussi qu'un logement qui accepte les chats et chiens peut être tarifé 6 % de plus, qu'on vienne avec ou pas.» Si les animaux sont bien accueillis, les commentaires des locataires seront aussi positifs : «C'est un cercle vertueux, on aura une annonce plus performante. Depuis le
printemps, 20 % des gens viennent avec un animal : ce sont aussi des clients qu'on n'aurait pas eus sinon.» «Les Français ont toujours voulu emmener leur chien en vacances, mais la conscience de l'aspect économique et marketing est plus récente. On le voit avec le nombre d'abandons l'été : il y a un point de friction entre l'amour pour les chiens et l'envie de vacances», analyse Roxanne Legendre, à la tête d'un cabinet de conseil en stratégie et communication basé à Deauville. Pour elle, «au niveau des territoires, il y a une offre à développer et à visibiliser. Un chien, on va le sortir, donc on va aller en ville et on en profitera peut-être pour acheter ses cigarettes ou boire un café en terrasse. Ça active le tissu économique local».
Préparer un petit guide à destination des vacanciers propriétaires de chien, c'est notamment la mission que s'est fixée l'Office du tourisme de Troyes (Aube). Il y a une quinzaine d'années, l'organisme a flair l'intérêt croissant des Français pour les vacances pet-inclusives. Sous l'impulsion de Nicolas Dellier, le directeur de l'époque, a même été créé un label : le «toutourisme». «Le constat, c'était qu'on avait besoin d'infos quand on voyageait avec son animal, au-delà de juste savoir si les hôtels-restaurants les acceptaient», explique Sandrine Maerten, responsable du pôle digital de Troyes Champagne Tourisme et chargée du label. Chaque office labellisé rédige un guide expliquant quoi faire si le chien tombe malade, se perd, où est le «caniparc» le plus proche, où aller et ne pas aller. Et doit remettre aux visiteurs un kit d'accueil avec des échantillons de croquettes, des sacs à déjections, et proposer des gamelles d'eau fraîche toute la journée.
Il faut payer une cotisation de 250 euros par an pour être labellisé, mais, à en croire Sandrine Maerten, l'impact sur le territoire en vaut la chandelle : «On a des gens qui nous disent qu'ils regardent si c'est labellisé toutourisme avant de décider de leur lieu de vacances.» Les premières années, à l'exception de villes du Sud comme Istres (Bouches-du-Rhône) et Gap (Hautes-Alpes), peu de territoires ont suivi, relate encore Sandrine Maerten. Avant de finir par comprendre «que c'était une niche de clientèle qui pouvait être attirée. Au départ, on en labellisait deux ou trois par an, l'an dernier, on a eu 15 à 20 dossiers.» Cette année, la croissance ne faiblit pas : 30 villes, comme Nancy (Moselle), ont demandé leur labellisation. Portant à 80 le nombre de villes françaises qui jouent sur le toutou-friendly pour attirer le touris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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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ERS MON ENDROIT (7/8)
Sans commune
masure
La maison de famille, par Léonor de Récondo Vieille dame plus que millénaire, la bâtisse familiale de l'écrivaine et violoniste est gardienne de l'histoire.
De loin, on ne saurait dire si c'est une jeune fille ou une femme plus âgée. Ce qu'on remarque aussitôt, c'est son allure. Une allure méditerranéenne. En se rapprochant, on donnerait sa main à couper qu'elle est italienne. Difficile d'expliquer pourquoi on a ce sentiment. Quelque chose dans l'allure justement, une beauté à peine flegmatique, qui
se laisse regarder sans rien révéler. Il faut du temps pour l'appréhender. Et, du temps, elle en a beaucoup plus que nous. Elle a vu tant de batailles et d'amours
qu'elle nous observe arriver le sourire en coin. Elle sait comme chaque fois qu'on la rencontre, on ne peut que s'exclamer. Elle connaît les ah, les oh. Elle s'est habituée à l'effet qu'elle produit.
Et pourtan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l'ai rencontrée, je n'ai rien vu de sa beauté, je crois que je l'ai même détestée. J'avais 14 ans. Et mes parents s'étaient entichés d'elle. Ils voulaient absolument que je la voie. Alors que tout ce que je voulais, c'était retourner dans notre village toscan où j'avais passé la plupart de mes étés. Quand ils m'ont annoncé que nous al-
lions lui rendre visite dans un petit village du sud-ouest de la France, j'ai cru m'étouffer. Quoi? Et la mer! Et les copains! Ils m'ont traînée, j'y suis allée à reculons. Décidément, les parents ne comprennent jamais rien... La conclusion semble toujours la même.
Quand je l'ai rencontrée, elle n'était pas en grande forme.
Abandonnée pendant plus de vingt ans, elle était échevelée, ruinée, elle avait pourtant résisté à tant de batailles et d'amours. Alors voyant ces inconnus marcher vers
elle, elle s'est ébrouée. Et dans un sursaut non pas d'orgueil, mais de grâce, elle s'est redressée, nous laissant apercevoir bien plus que les vestiges de sa beauté passée, son âme intacte. C'est ce qui a bouleversé mes parents, et moi je crois que je n'en menais pas large non plus, même si je soupirais d'ennui. Elle a un prénom, elle s'appelle «le Prieuré». C'est écrit sur une plaque en terre cuite posée au sol à côté de la porte d'entrée. Pour arriver jusqu'à elle, il faut longer la collégiale romane du village, s'émerveiller des modillons qui ornent sa corniche. Et découvrir cette plaque qui jadis devait être scellée au mur
et qui gît au sol, visible entre les ronces. Lors de notre première entrevue, elle suffoquait sous les ronces et le lierre. Il fallait de l'imagination et du désir pour percevoir l'âme intacte. Mes parents ne manquaient ni de l'un ni de l'autre.
Le Prieuré est une très vieille dame qui naît il y a 1000 ans environ. Ma mère a retrouvé des actes la concernant dans la bibliothèque de l'évêché de Bazas (Gironde). Une communauté de clercs séculiers s'y sont succédé enseignant, écrivant, y vivant, à l'ombre de la collégiale et de son cloître. Le Prieuré a son souterrain qui mène au château du coin. Le Prieuré a sa muraille qui défend toute velléité d'assaut. Le Prieuré a sa vue sur la Garonne. Le fleuve qui lui aussi en a vu d'autres. Des maisons, des écroulements, des incendies, des guerres, des prières. Depuis 1000 ans, la vieille dame et le fleuve se regardent. Vers le nord, vers l'estuaire et l'Océan que la dame ne verra jamais, malgré son âge, malgré son savoir. Parce qu'on se doute bien qu'elle sait tout, que rien ne lui a échappé durant tous ces siècles.
Il a fallu beaucoup d'huile de coude, essuyer les plâtres, mélanger les terres de Sienne avec celles du Lot-et-Garonne pour qu'elle se refasse une beauté. Dix années de petites mains la rafistolant, la caressant, la restaurant; et au fur et à mesure des années, des étés, elle a retrouvé sa superbe. Et je l'ai adorée, je ne peux pas dire autre
chose. Cette maison est devenue mon point d'ancrage, ma perspective d'été, d'automne, ma perspective de solitude, de fêtes.
De l'époque des clercs et des prieurs, il ne reste pas grand-chose. A la Révolution fran-
Refuge d'écriture ou de randonnée, masure de famille, salle de cinéma ou plage estimée, Libé a demandé à des auteurs et autrices de dresser le portrait d'un lieu adoré.
çaise, la bâtisse a été vendue au gouverneur de la Martinique qui l'a fait restaurer par un architecte italien (c'était donc vrai ce petit air transalpin, ce je ne sais quoi de là-bas!), et le cloître a été démoli. Les débris ont été laissés sur place, et le sol est étrangement surélevé près de la collégiale. Nous marchons sur des colonnes et des squelettes. Mais n'est-ce pas le cas pour nous toutes et tous?
J'ai sillonné la région à vélo, dévorant les platanes du canal, les champs de maïs, les iris au printemps, les hortensias, les arbres qui nous entourent, l'immense acacia à qui j'ai donné rendez-vous à chaque floraison pour sentir l'air s'embaumer de miel, pour voir chacune de ses petites fleurs blanches tacheter le ciel. J'ai tout englouti pour m'en faire une réserve, l'hiver. Dans la mélancolie grise, je revenais aux hérons et aux hirondelles, à la course folle des martinets. Oui, d'un coup de paupières closes, tout affleurait à ma mémoire.
J'y ai fêté mes 17 ans, mes 18 ans, mes 20 ans. Mes amis sont venus. Nous avons joué de la musique tout notre saoul, ma mère a dessiné et peint. Mon père a sculpté. Nous avons mangé à nous tous des tonnes de melons et de tomates, de bonnes centaines de kilos de saucisson aussi, sans parler des tonneaux de vin. Nous avons ri et la très vieille dame aussi. Toutes ces vibrations pénètrent ses murs de nouveaux, les courants d'air, les volets qui claquent. Un enfant est né, mon fils. Il y a fait ses premiers pas, il est le seul pour qui la maison a toujours été là, gardienne chaleureuse de ses rêves et de sa croissance.
Mon père est mort. En même temps que le très bel acacia. Ils se sont éteints la même année. Aucune fleur ne tachetait le ciel, les branches mortes semblaient crever l'azur. La tristesse me fendait le cœur. Et la très vieille dame a pris le chagrin. Elle en a vu tant d'autres. L'été suivant, les oiseaux se sont posés sur les branches nues de l'acacia. La plus belle des vues. L'herbe a poussé, elle a été coupée de nombreuses fois. Les mauvaises herbes se faufilant entre les dalles de la terrasse nous narguent chaque belle saison. Les cloches de la collégiale ont sonné l'angélus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fois. La maison a accueilli des nouveaux venus. L'amour est de retour au Prieuré. D'abord, le compagnon de ma mère. Je les ai vus hier s'enlacer devant les raisins de la vigne qui parcourt la gloriette. Et mon amoureux s'est pris lui aussi de passion pour la vieille dame.
Mon fils arrivera dans quelques jours pour fêter ses 20 ans. Je regarde le temps filer, je l'ai à peine vu passer. Et la vieille dame sourit de mon innocence. Elle a vu tant de batailles et d'amours.
Par LÉONOR DE RÉCONDO
Collage avec PATRICE NORMAND LEEXTRA via OPALE et GETTY IMAGES
NOUS NOUS SOMMES
TANT DÉTESTES...
Tout l'été, 30 histoires de rivalités
Libé
Jeudi 20 août
GEORGE
FOREMAN
US
MOHAMED ALI
Et aussi
Une expo photo Le drapeau du jour Nos séries de l'été La BD...
George Foreman et Mohamed Ali sur le ring à Kinshasa, le 30 octobre 1974. PHOTO FOCUS ON SPORT GETTY IMAGES
II
ÉTÉ
7 NOUS NOUS SOMMES TANT DÉTESTÉS...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The Rumble in the Jungle», poing d'orgue entre Ali et Foreman
En 1974, les deux boxeurs que tout oppose, dans le style comme dans l'image s'affrontent dans un Kinshasa acquis à «The Greatest», qui éreintera son adversaire sur le ring et l'humiliera en dehors.
Par
JACQUES DENIS
«Je serai la malédiction de la momie!» Ces mots de Mohamed Ali donnent le ton de ce qui va devenir l'un des plus terribles duels de la boxe. Le combat du siècle, pour paraphraser le titre du livre que lui consacrera Norman Mailer en 1975. La momie, c'est George Foreman, qui doit ce surnom à sa manière de se mouvoir sur le ring. A l'automne 1974, il remet en jeu son titre de champion du monde poids lourds face à celui qui le fut avant d'être déclassé pour avoir refusé de partir au Vietnam, pour une guerre qui ne le concerne pas. «Ma conscience ne me laissera pas aller tirer sur mes frères, ou des pauvres gens affamés dans la boxe, pour la grande Amérique puissante. Et pourquoi leur tirer dessus? Ils ne m'ont jamais traité de nègre, ils ne m'ont jamais lynché, ils n'ont pas lâché leurs chiens sur moi...»
Interdit de boxer quatre ans durant, celui qui se fit d'abord connaître sous le nom de Cassius Clay a mené de main de maître cet autre combat, ralliant à sa cause la jeunesse des campus universitaires. «On a dit que j'avais deux options : aller en prison ou à l'armée. Mais je voudrais dire qu'il existe une alternative : la justice.» Il lui faudra attendre 1970 pour avoir le droit de reprendre les gants. Entre-temps, il a beaucoup perdu mais il a gagné un statut pour la postérité. «Un champion sur le
ring, un héros au-delà du ring», résumera le révérend Jesse Jackson, fervent militant de la lutte pour les droits civiques.
«Deux hommes noirs dans une nation noire»
Face à lui, «Big George» ne pèse pas lourd en termes d'image. Et pourtant, le garçon, plus de 1 m 90 sous la toise, n'est pas franchement du genre tendre, plutôt brutal, qui expédie ses adversaires en moins de deux rounds. Quarante combats et
autant de victoires depuis ses débuts pros, l'ex-bambin du ghetto de Houston est monté sur le ring quand son aîné était contraint d'en descendre. Depuis, il a enchaîné les succès et les KO, champion olympique avant de triompher chez les poids lourds, fort d'une frappe qui tape. Sur le papier, ce n'est vraiment pas gagné pour Ali, donné perdant par les bookmakers comme par son entourage. Comment le styliste qui a fait de la boxe un art du mouvement va-t-il s'y prendre face aux
coups de boutoir de ce bulldozer? C'est sans compter sur ses punchlines : elles vont laminer le puncher qui n'est pas un beau parleur. «S'il gagne, nous serons des esclaves pour 300 ans encore. Si je gagne, nous sommes libres.»
Depuis qu'il a débarqué au Zaïre, l'ancien nom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avec son berger allemand, le genre de bestiau qui rappelle de mauvais souvenirs à la population marquée par la colonisation belge, Foreman est devenu
la cible des Congolais. «Ali, bo-mayé!» («Ali, tue-le!» en lingala) est le mot d'ordre dans les rues de Kinshasa. Oscarisé en 1996, le documentaire When We Were Kings rend compte de cette opposition, Ali alignant jusqu'à l'hallali ses phrases choc. Victime expiatoire, George Foreman ne connaît rien au continent, isolé en terrain hostile et en rien accoutumé aux usages d'un pays qui a choisi son héros. Mohamed Ali, courant dans les rues, suivi par une foule en délire, comme il le fut à Lagos dix ans plus tôt, où ses fans l'avaient proclamé «roi du monde». «Pour moi, c'était la jungle et des bestioles qui vous attaquent... En fait il y a des petits hôtels, des boîtes de nuit, ce n'est pas si mal!» Pas de doute, le Zaïre est devenu son jardin.
Ce combat entre deux afro-descendants que tout ou presque oppose – l'un incarne le Black Power quand l'autre se reconnaît plus volontiers sous la bannière étoilée –, ce sera «The Rumble in the Jungle» («la baston dans la jungle»), selon les termes choisis par Ali, qui se sape couleur locale lorsque l'autre affiche un look d'Américain moyen. De quoi se mettre au diapason du président Mobutu, qui vient de lancer sa grande campagne d'authenticité sur le modèle de Sékou Touré, boosté par une floraison d'orchestres qui animent chaque coin de rue de la capitale. C'est lui, le liquidateur de Patrice Lumumba et futur maréchal à la toque léopard, qui en a été à l'initiative avec le sulfureux promo-
Le promoteur Don King (au centre) et Mohamed Ali, après le match. PHOTO STR. AFP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III
■ Au terme du huitième round, le 30 octobre 1974 à Kinshasa, Mohamed Ali met George Foreman KO. PHOTO KEN REGAN DISNEY GENERAL ENTERTAINMENT CONTENT GETTY IMAGES ■ George Foreman en conférence de presse avant son départ pour le Zaïre, le 11 septembre 1974. PHOTO UNIVERSAL CORBIS VCO. GETTY IMAGES
teur Don King, rompu à tous les coups bas, alignant pas moins de 5 millions de dollars pour chacun des combattants. En ville, les panneaux annoncent la couleur : « Un combat entre deux hommes noirs dans une nation noire, organisé par des noirs et scruté par le monde entier. » L'événement sera retransmis en direct sur toute la planète.
« George, c'est tout ce que t'as ? »
Avant même que sonne l'heure du combat, le Zaïre est devenu le centre du monde, avec un festival fin septembre dans le Stade du 20-Mai de Kinshasa. Trois jours de musique financés par un fonds d'investissement libérien et organisés par le producteur américain Stewart Levine et le trompettiste sud-africain Hugh Masekela, cette autre réunion au sommet aligne un casting à la hauteur de l'événement : BB King, Bill Withers, les Spinners, Sister Sledge, la Fania All Stars avec Manu Dibango, aux côtés des brothers et sisters africains, Franco et Tabu Ley Rochereau, les deux patrons de la rumba congolaise, la diva Abeti Masikini, Miriam Makeba venue avec le Black Panther Stokely Carmichael... Tout est là pour mettre en scène ce raout placé sous les auspices panafricains. Même James Brown, dont le Soul Power va donner son nom à un documentaire relatant l'histoire, en coulisses et puis sur scène. Là encore, Ali le tchatcheur s'y retrouve comme chez lui. Pour avoir
fait du sport le terrain de revendications politiques, il sait aussi que la musique peut porter la parole d'un nouvel évangile : en 1963 il a publié l'Am The Greatest, un disque composé de neuf rounds où il fait valoir son sens du phrasé bien ajusté à la manière des rappeurs. Lesquels feront écho à ce maestro de l'ego trip, Lil Wayne allant même jusqu'à affirmer que le boxeur est le plus grand des MC. Et Foreman dans tout ça ? Il est réduit au silence en attendant de mettre ses poings sur le hic, se contentant de répéter qu'il va « tuer Ali ». Le 30 octobre, à 4 heures du matin, les voilà enfin sur le ring, avec 100 000 spectateurs massés dans le Stade du 20-Mai. Short immaculé pour Ali, rouge sang pour Foreman, tous deux concentrés sur l'objectif : Big George dont la puissance des coups impacte les sacs de sable ; Mohamed Ali, une allonge hors du commun et une capacité à contourner ses adversaires, suivant son dicton « Vole comme le papillon, pique comme l'abeille ». Sauf que, cette fois, c'est lui qui rentre direct dans le sujet, pour remporter le premier assaut. Un temps. Ali ne va pas danser, il s'est préparé à encaisser des coups de battoir qui tombent. Six rounds durant, Big George fait parler sa force, tandis qu'Ali lui glisse à l'oreille des mots doux : « George, c'est tout ce que t'as ? » Il encaisse et pare les coups, crochets et uppercuts, réfugié dans les cordes, selon sa technique du rope-a-dope (l'« enroule-gogo »), n'en sortant à
chaque reprise que pour frapper avant que le gong ne sonne. Sa stratégie : que le colosse, habitué à clore fissa les débats, s'épuise au fil des rounds. « Foreman fait de plus en plus penser à Hai, l'ordinateur de 2001, l'Odyssée de l'espace, dont les batteries s'éteignent une à une et qui va de comportement erratique en absence spasmodique », écrira après coup Norman Mailer. Au terme du huitième round, le coup fatal sonne le glas : mis à terre, Big George est compté KO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 sa carrière. Ce sera aussi la dernière. Le tonnerre gronde, tandis qu'Ali clame à la foule : « Je vous avais bien dit qu'il ne savait pas encaisser ! »
Une pression redoutable
Deux jours plus tard, Ali, auréolé de son titre, estimera que Foreman est « un mauvais perdant ». Et d'ajouter : « Il peut avoir sa revanche, mais n'a aucune chance... » Las, le cadet sera durablement marqué. Après une débauche insensée, dépensant 3 millions de dollars en luxure et voitures, il refusera la proposition de revanche et jettera bientôt l'éponge pour devenir pasteur, après une révélation divine. « Je détestais Mohamed Ali et le reste du monde, mais je suis parti avec l'amour pour mon prochain », résumera-t-il des décennies plus tard au micro de Thierry Ardisson. Ali, lui, repartira en croisade contre les ségrégationnistes aux Etats-Unis, et ne raccrochera pas. Il livrera les combats de
trop, à commencer par celui qui l'opposera à Joe Frazier un an plus tard, aux Philippines. Pour ce qui restera dans les mémoires comme l'un des plus violents de l'histoire, le « Thrilla in Manilla », Ali va de nouveau user de son verbe pour disqualifier son adversaire, lui donnant un surnom qui en dit long sur son affection : Joe Frazier, c'est « le Gorille », « parce qu'il est encore plus moche que King Kong ». Quatre ans plus tôt, il parlait du même « Smokin' Joe » comme d'un Oncle Tom, puisque fils de métayer de Caroline du Sud. Ce qui ne l'empêcha pas d'être mi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au tapis, avant de triompher sans gloire dans un match qui laissera trop de traces. Frazier ne pardonnera jamais le trash talk dont abuse Ali pour déstabiliser son adversaire – seul son aîné Sugar Ray Robinson, « l'unique boxeur meilleur que moi de toute l'histoire », aura grâce à ses yeux. Cette redoutable arme, la pression psychologique, il l'a mise au point lors de la conquête de son premier titre, face à Sonny Liston, pourtant donné favori à 7 contre 1. Ali et Liston, c'est l'élégance faite homme contre la brute sans une once de délicatesse. Le 25 février 1964, celui qui s'appelle encore Cassius Clay a ainsi gagné une guerre des nerfs qui a miné le monstre que l'on dit alors invincible. En décembre 1963, alors que Liston pose sur le calendrier de l'Avent en père Noël, l'impétrant déclare : « C'est bien le dernier homme sur Terre que vous voulez
voir descendre de votre cheminée le soir de Noël ! » Et ce n'est qu'un début, le cadet ne va pas arrêter d'asséner ses phrases assassines sur la tête de l'aîné. Sur le ring, comme lors de la pesée. Face à la presse, aussi. « Ils ont préparé son assurance maladie pour ce vieil homme, et quand je le frapperai à la bouche, il aura besoin d'une nouvelle dentition ! » Ça n'arrête pas, comme si Ali savait que les bons mots peuvent faire vraiment mal. « Sonny est grand mais il tombera avant le huitième round. » Tout le monde le prend pour un dingue. Lui, lucide, maîtrise son sujet. « Liston est un cogneur, et les cogneurs n'aiment pas les fous. Personne ne peut jamais dire ce dont est capable un fou. » Et la messe fut dite par celui qui après sa victoire va devenir, sous la bénédiction du dirigeant de la Nation of Islam Elijah Muhammad, Mohamed Ali. Un nom qui annonce la couleur : Mohamed signifie « digne de louanges », Ali « élevé », « supérieur ».
Une lettre de félicitations
Si Liston comme Frazier, tous deux déstabilisés puis laminés, ne pardonneront jamais à Ali cette manière de faire pression jusqu'à la détestation, Foreman saura se montrer plus clément. Après avoir consacré dix ans de sa vie au service de Dieu et s'être dépensé sans compter pour aider sa communauté à Houston, il va remonter sur le ring en mars 1987, à 38 ans. Enchaînant les victoires et bénéficiant de l'aide d'Angelo Dundee, l'entraîneur d'Ali himself, il ira jusqu'à reprendre la ceinture de champion des poids lourds, à 45 piges. Un record inégalé obtenu presque vingt ans jour pour jour après la baston dans la jungle. Il recevra même une lettre de félicitations d'Ali.
Dès lors, tous deux resteront en contact régulier, nouant une amitié sincère aux dires de leur famille, partageant parfois des plateaux télé pour raconter encore et toujours cette histoire. Quelques mois après la mort d'Ali, frappé de longue date par la maladie de Parkinson, Foreman reconverti en businessman aguerri dira au quotidien The Telegraph : « Depuis qu'il n'est plus là, il manque quelque chose à ma vie. Le monde était béni d'avoir Mohamed Ali. Il était comme une éclipse totale. Vous ne voyez ça qu'une fois dans votre vie, et encore. Il était une œuvre d'art. Le moment le plus excitant de ma vie de boxeur a été lorsque je l'ai rencontr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 Comme quoi Foreman n'était pas si « méchant », et Ali pas que « gentil ». ◆
DEMAIN ANNE LAUVERGEON VS HENRI PROGLO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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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TÉ / SÉRIE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Taciturne est d'ailleurs un mot qui lui va bien»
Perec en toutes lettres (4/6) Toute la semaine, en lever de rideau de l'expo «Georges Perec modes d'emploi» organisée par la BNF à partir du 13 octobre, «Libération» publie des extraits inédits de la correspondance de l'écrivain. Aujourd'hui, un courrier du 28 juillet 1970 adressé à sa femme Paulette, après un dîner où il a rencontré Henri Michaux.
Georges Perec et Paulette Petras se sont mariés le 22 octobre 1960. En 1969, ils ont rompu (notamment en raison de la liaison de Georges avec Suzanne Lipinska) puis se sont réconciliés et de nouveau séparés au début de l'année 1970 tout en restant longtemps mariés, toujours amis et complices.
En 1974, ils décideront d'habiter le même immeuble, 13 rue Linné, Georges au rez-de-chaussée et Paulette au quatrième. Quoique ayant toujours eu des
difficultés avec le genre, en grande partie par un refus du lyrisme que la pratique de la contrainte l'amènera cependant à lentement dépasser, Perec aime la poésie, la
connaît bien (ainsi que le révèlent ses lettres d'adolescence) et admire quelques grands contemporains, dont René Char ou Henri Michaux. Ce compte rendu de soirée chez Cyrille et Micheline Koupernik (lui psychiatre, elle médecin) manifeste une curiosité espiegle, badine et non dénuée de frivolité de Georges et de Paulette pour la vie privée des écrivains. Il révèle aussi chez Perec un réel talent d'observation et une grande attention à autrui.
JEAN-LUC JOLY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Georges Perec
© LUXEMBOURG
Nos vifs remerciements aux possesseurs des lettres ainsi qu'aux ayants droit de Georges Perec (Sylvia Richardson et Marianne Saluden).
Chère Pau,
Je quitte quasiment à l'instant Henri Michaux et, ainsi que promis, te fais part de mes premières et toutes fraîches impressions.
HM est un être parfaitement microcéphale une vraie tête d'épingle que la calvitie totale raccourcit encore – peu de bouche – un nez aquilin – un regard assez dur, noir, très mobile genre rapace.
Il n'est ni très grand ni très gros – normal – il se déplace sans mal apparent. Il est vêtu avec recherche : costume en gabardine d'été brun clair, pochette (mouchoir banal) blanche, chemise claire crème, sur mesures, col quelconque, avec H M brodées ! Chaussettes crème, cravate brune unie, mocassins souples bruns.
Sa voix est neutre parfois un peu chuchotante. Il parlait pour parler mais sans déplaisir (il paraît qu'il est d'ordinaire beaucoup plus taciturne) ;
Taciturne est d'ailleurs un mot qui lui va bien. Il ne boit pas (un whisky, un vin, une tisane (menthe) après le dîner) il a refusé un de mes petits cigares en me demandant s'il était drogué (s'il l'avait été, il l'aurait accepté) ; il mange de bon appétit sans plus (melon glacé au porto, rôti de veau aux oignons, riz aux petits pois, salade frisée, fromages, tarte aux fraises ; un bon St-Emilion).
Cyril était à Jérusalem. Nous étions S. Micheline Koupernik (Vietnamienne, grand médecin, HM ne se déplace jamais sans elle) ; SL (Suzanne Lipinska, ndlr) ; HM ; René Bertelé (ami de HM depuis trente ans, éditeur de «Mouvements» (1), travaille chez Gallimard, pose sa voix) et moi.
Nous avons parlé successivement :
pendant l'apéritif
d'une Anthologie de la poésie française publiée par Bertelé en 42
des poètes qui se sont suicidés : Ilarie Voronca, Paul Celan
d'È que HM n'a pas assez lu pour dire qu'il le connaît (hélas) (2)
du Renga collectif (Roubaud, Paz, Tomlison, Sanguinetti)
du Renga
du Japon
des 100 mille milliards de poèmes (3)
Au repas
de la Guinée (4)
des termitières et des termites
des xylophages en général
de W (il ignore) (5)
des feuilletons en général
des feuilletons au cinéma
de l'influence du vocabulaire neuro-
physiologique sur mes autres activités (6)
des hallucinations hypnagogiques (7)
du film d'Éric Duvivier sur Michaux
28 7 70
Minuit
et la drogue (film que Mich n'aime qu'à !s) (8)
des films sur la drogue
(Living Theater)
de diverses drogues (champignons)
de "La Vie à l'envers" (qu'il n'a pas vu)
Après le repas, dans le salon (admirables encres et aquarelles de Michaux !!) :
de la NRF
de Tel Quel
du Terrorisme
du Surréalisme
du Surréalisme
de la révélation que l'écrivain apporte (influence nocive de Bertelé)
de Breton
de Breton
du Surréalisme et du communisme
(Naville, Éluard)
du Dr Fraenkel (10)
de Mai 68 (?)
et de diverses choses sans grande importance
A un certain moment il a tout de même dit quelque chose du genre : il s'y a absolument aucun rapport entre l'activité d'un écrivain et sa conversation, ce qui m'a fait bien plaisir. Je pense que je vais lui écrire...
A un moment donné, ce même Bertelé tenant du rôle révélateur de l'écrivain me demandant "pourquoi" j'écrivais, j'ai fini par revendiquer le "j'écris pour me parcourir" qu'il a accueilli avec un gentil sourire (Il a du se dire que même si c'était démagogique, c'était rudement bien amené et ça lui évitait d'avoir à se citer !) (11)
(1) Poème et dessins de Henri Michaux, paru en 1952. (2) Il s'agit du recueil de Jacques Roubaud plus communément intitulé «Signe d'appartenance», paru en 1967. (3) Recueil de Raymond Gueneau, 1961. (4) Il s'agit vraisemblablement de la Guinée-Bissau qui connait alors une guerre de décolonisation entre les rebelles africains et l'armée portugais. À l'automne de cette même année 1970, Suzanne Lipinska partira en reportage dans les maquis guinéens, comme il est précisé dans «Lieux». (5) Il s'agit alors du feuilleton «W» qui parait dans «la Quintaine littéraire» depuis le 16 octobre 1969 et qui va s'interrompre le 16 août 1970, peu après cette soirée, Perec ayant de plus en plus de difficultés à écrire son récit. (6) Perec est depuis 1961 documentaliste au laboratoire de neurophysiologie de l'Hôpital Saint-Antoine. (7) Hallucinations accompagnant l'endommissement dont il est question dans «Un homme qui dort», roman de Perec publié en 1967. (8) Images du monde visionnaire, 1963. (9) Film d'Alain Jezeus, 1964. (10) Médecin surréaliste, qui habitait le même immeuble que Henri Charranait et que Perec fut amené à consulter pour une crise d'urticaire ainsi qu'il le raconte dans «Lieux». (11) Please de Henri Michaux dans «Passages» (1950) dont Perec s'est fréquemment fait une devise.
Lettre issue du Fonds Paulette Perec, 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 Paris.
Copyright Indivision Richardson-Saluden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Au festival Negpos de Nîmes, la photographe invitée d'honneur de cette édition est la grecque Olga Stefanou, qui propose un travail à quatre mains avec le Gazaoui Yousef Shurrab. PHOTOS OLGA STEFATOU ET YOUSEF SHURRAB
«J'ai 18 ans et je ne me sens pas heureux car je n'ai pas une vie normale comme les autres. Je n'ai connu que la guerre», témoigne Yousef Shurrab.
Gaza à Caire ouvert
L'été en festivals
De la Normandie à la Provence, visitez avec «Libé» jusqu'au 22 août nos expos coup de cœur du réseau LUX. Aujourd'hui, étape à Nîmes (Gard) avec Olga Stefanou.
Il a eu 18 ans quelques jours avant de fuir Gaza avec sa famille (le 27 février 2024), il vit désormais dans un petit appartement près de son université dans le gouvernorat de Gizeh en Egypte, tandis que sa famille et ses proches vivent ensemble dans un appartement au Caire. A Gaza, la maison de You-
sef a été bombardée. La maison de ses grands-parents a été bombardée. La maison où il s'était réfugié à Rafah a été bombardée. Son centre sportif, son lieu de prédilection au bord de la mer et son café préféré ont tous été détruits. Il parle tous les jours, lorsque la connexion le permet, avec ses amis qui sont restés à Gaza. Il se sent coupable d'être en sécurité en Egypte et dit qu'il préférerait rentrer, même s'il connaît les risques. La photographe Olga Stefanou détaille son projet : «J'ai rencontré Yousef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orsqu'il avait 14 ans, lors d'un atelier de photographie en ligne destiné aux adolescents de Gaza (en août 2020). A l'époque, il s'était découvert une passion pour la photographie
et certaines des images qu'il avait créées font désormais partie des collages de cette série. Nous sommes restés en contact tout au long de la crise, et j'ai gardé l'espoir secret que nous pourrions un jour nous rencontrer en personne. Ce moment est enfin arrivé lorsqu'il est arrivé sain et sauf au Caire.»
DYLAN CALVÈS
NEGPOS à Nîmes (Gard)
du 14 septembre 2026 au 31 janvier 2027.
Baptisé «Les Villes Invisibles»
la programmation du festival se construit
autour de troispôles : expositions, cinéma
et recherche. Elle s'attache à incarner
la relation qui lie les images à la ville
et à l'architecture ; trois territoires
entendus au sens large.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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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TÉ / BD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Les Dissidents
Par Derf Backderf Editions ça et là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VII
Grande figure de la scène indépendante américaine depuis la publication de Mon Ami Dahmer (2012), Derf Backderf prolonge l'approche documentaire initiée avec son précédent livre sur la fusillade de Kent State, en regardant cette fois l'Amérique de 1917. A travers la figure poétique du jeune dessinateur Joe Hertl, les Dissidents raconte le violent bras de fer entre le président va-t-en-guerre Woodrow Wilson et les artistes de la revue The Masses, bastion pacifiste et socialiste, espionnés, harcelés, menacés d'arrestation.
LES DISSIDENTS
de Derf Backderf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Fanny Soubiran.
Editions ça et là.
344 pp., 28 €.
Sortie le 11 septembre.
A suivre...
VIII
Libération Jeudi 20 Août 2026
LE QUIZ DU JOUR
Fans des années 80
Par JOHANNA LUYSSEN
1 Comment s'appelait la messagerie rose sur Minitel de Libé dans les eighties ?
A 3615 ALINE B 3615 TURLU 3615 MONIQUE 3615ULLA
2 Il a réalisé le clip C'est comme ça des Rita Mitsouko (1986), à base de singe zappeur devant son poste...
A Jean Baptiste Mondino B Patrick Modiano Jean-Paul Goude Jean-Baptiste Lully
3 Dans le générique de la Petite maison dans la prairie, qui chute dans l'herbe à cause de chaussures mises à l'envers ?
A Sidney Greenbush, aka Carrie Ingalls Melissa Gilbert, aka Laura Ingalls Brooke Shields, aka Tonya Harding D Alison Arngrim, aka Nellie Oleson
4 «Le changement c'est maintenant», le slogan de François Hollande en 2012 s'inspire d'une autre formule de campagne. Il s'agit de celle de...
A Georges Marchais en 1981 B François Mitterrand en 1981 Raymond Barre en 1988 D Andre Lajoinie en 1988
5 Que font les babos du HLM de la chanson de Renaud lorsque les huissiers débarquent parce qu'ils n'ont pas payé le loyer ?
A Ils manifestent à la Bastille B Ils se tirent en van dans l'Ariège O Ils jouent à la Valise RTL D Ils écrivent à Libé
6 Dans quelle boîte de nuit parisienne Eric Rohmer tourna-t-il les Nuits de la pleine lune ?
A Le Palace B Le Queen Les Bains-Douches D Le Macumba
7 Dans quel film la phrase «Les nazis ! Je hais ces gars-là» a-t-elle été prononcée ?
A Indiana Jones et les Aventuriers de l'arche perdue B OSS 117: Le Caire, nid d'espions Indiana Jones et la Dernière Croisade D Papy fait de la résistance
8 Le 8 juillet 1982 à Séville, la France affronte la RFA en demi-finale de Coupe du monde et perd le match aux tirs au but après l'évacuation de Patrick Battiston, violemment percuté par le gardien nommé...
A Harald Schumacher B Dieter Bohlen Michael Schumacher D Kurt Schumacher
9 Quel étonnant tube d'avant la chute du Mur de Berlin a été joué à Angela Merkel par la Bundeswehr lors de ses adieux à la Chancellerie en 2021 ?
A Du hast den Farbfilm vergessen, de Nina Hagen B Wind of Change, des Scorpions 99 Luftballons, de Nena Live is Life, d'Opus
TC: 3A, 3A
Réponses : 1B, 2A, 3A, 4B («Changer la vie»), 5D, 6C,
UN POCHE POUR LA PLAGE
CÉDRIC GRAS
LES ROUTES DE LA SOIF
Points Récits, 216 pp., 8,70 €
Aujourd'hui, un voyage aux sources de la mer d'Aral, victime d'un des plus grands désastres écologiques du XXe siècle.
Y A PAS QUE LES PAYS QUI ONT UN DRAPEAU
Damier
Agité à la fin de chaque course automobile pour saluer la victoire d'un pilote et signifier la fin de l'épreuve, l'origine du drapeau à damier reste obscure. Quelques histoires circulent : la plus savoureuse étant qu'un commissaire de piste jouait aux échecs un jour de course lorsque le vainqueur a franchi la ligne. Surpris, il n'aurait pas eu d'autre choix que d'agiter son échiquier pour officialiser le succès du pilote. Evidemment peu crédible mais bien plus poétique qu'un probable choix de couleurs neutres au dessin reconnaissable de loin pour prévenir les participants de la fin de la course.
ÉCHELLE, MA BELLE
Par ALICE CLAIR, SAVINIEN DE RIVET et JULIEN GUILLOT
Depuis les années 60, la mer d'Aral n'a cessé de s'évaporer. C'était alors la quatrième plus vaste étendue lacustre du monde avec une superficie de plus de 60 000 km², l'équivalent de deux fois la Belgique. Son assèchement, provoqué par le détournement des deux fleuves qui l'alimentaient, l'Amou-Daria et le Syr-Daria, est sans doute l'un des plus importants désastres écologiques du XXe siècle. Aujourd'hui, protégée par une digue construite au Kazakhstan, une poche d'eau subsiste dans la partie Nord, appelée la Petite Aral. Le reste (90% de la surface initiale) n'est plus qu'un immense désert de sable et de sel balayé par les vents sur lequel s'est échouée des navires de pêche rouillés. Un monde sans relief. Caniculaire l'été, glacé l'hiver. C'est ici que débute le périple de Cédric Gras, romancier et aventurier, qui nous emmène dans une longue itinérance en remontant le fleuve Amou-Daria, depuis la mer d'Aral jusqu'à sa source : l'immense glacier Fedtchenko niché à plus de 5 000 mètres au cœur des montagnes du Pamir au Tadjikistan. Un voyage de 2 500 kilomètres à travers quatre pays et des siècles d'histoire. Pas de révélations ni de scoops sur la catastrophe écologique provoquée par la politique agricole de l'URSS, mais l'intérêt de l'ouvrage est ailleurs. Dans l'écriture, les rencontres et le regard de l'auteur sur ces étendues sans fin de pierres et de vents, avec pour seule boussole une rivière exsangue que se disputent les Etats limitrophes à grands coups de canaux.
FABRICE DROUZY
制度与权力批判深度研判：Libération (2026-08-20)
▌ 本日全报思想与文化深思雷达 (Intellectual & Cultural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报道后，以下 3 个具体事件在思想史、文化政治与制度伦理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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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生态-绿党在总统大选前的意识形态撕裂】
[F2_3, F4_7, F6_12, F9_18, F11_21]- 事件简述：面对2027年大选，绿党内部在亚尼克·雅多（主张社会-生态集结，反对与不屈法国结盟）
[F6_12 🔍]与桑德琳·鲁索（呼吁建立纳入不屈派的联盟）[F9_18, F11_21]之间陷入路线斗争，且面临被梅朗雄与格吕克斯曼两股力量“钳制”的危机[F4_8 🔍]。 - 思想文化深思切入点：政治代表权的悖论与“实用投票”的异化。分析生态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导向”的政治如何在全球气候危机（现实紧迫性）与党派权力博弈（制度惯性）之间产生断裂，以及“实用主义”如何蚕食政治理想的纯粹性。
- 事件简述：面对2027年大选，绿党内部在亚尼克·雅多（主张社会-生态集结，反对与不屈法国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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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米奇2000”无人机的技术复制与战争逻辑】
[F14_28 🔍]- 事件简述：乌克兰团队在中国拒绝转让远程无人机技术后，秘密复制其生产流程，自行制造出“米奇2000”无人机用于俄罗斯战场
[F14_28 🔍]。 - 思想文化深思切入点：技术模仿的去中心化与战争的“工业化快照”。探讨在现代混合战争中，技术主权如何被“流程复制”所消解，以及这种基于“镜像模仿”的武器生产如何改变地缘政治中的技术权力格局。
- 事件简述：乌克兰团队在中国拒绝转让远程无人机技术后，秘密复制其生产流程，自行制造出“米奇2000”无人机用于俄罗斯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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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内部权力结构的断裂与“新社会契约”】
[F12_24, F13_26]- 事件简述：前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在被解职后与泽连斯基决裂，公开要求实施「新社会契约」并举行选举
[F12_24 🔍]，尽管在战争期间呼吁选举引发了关于国家稳定性的激烈争议[F13_26 🔍]。 - 思想文化深思切入点：战时体制下民主合法性与国家生存的张力。探讨在极端生存危机（全面战争）中，技术官僚的“效率逻辑”与民主程序的“合法性逻辑”如何发生碰撞。
- 事件简述：前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在被解职后与泽连斯基决裂，公开要求实施「新社会契约」并举行选举
▌ 精选核心专题深度思想论证 (In-Depth Dialectical Monograph)
专题一：生态焦虑与政治能动性的错位：绿党在“钳形态势”中的存在论危机
法国绿党在2026年夏末陷入的困境，构成了一出极具讽刺意味的政治悲剧：外部环境（极端高温、野火、气候末日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合法性与公众焦虑 [F2_4 🔍]，但内部组织却在权力博弈中陷入了严重的能动性瘫痪。绿党领袖玛丽·通德利耶试图通过抨击政府准备不足来争取关注 [F2_4 🔍]，但其核心立场被压缩在拉斐尔·格吕克斯曼与让-吕克·梅朗雄两股不可调和的左翼势力挤压之下，形成了一个危险的“钳形态势” [F4_8 🔍]。
这种博弈机制揭示了当代价值政党在面对“实用投票”策略时的脆弱性。梅朗雄通过将生态议题吸纳进一个更庞大的、具有群众基础的激进左翼叙事中，实际上在进行一种“政治蚕食” [F4_7 🔍]。绿党原本应在2019年利用气候游行的社会动能重塑左翼，但其陷入了党内机制的纠葛与对20世纪遗产政党的依赖惯性中 [F4_7 🔍]，导致其在现实的紧迫性（气候危机）与制度的迟钝性（党派协议）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脱节。
从思想资源来看，这可以被视为韦伯式“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激烈冲突。绿党代表的是一种基于生态伦理的价值理性，而梅朗雄与格吕克斯曼则在运用高超的工具理性（如“实用投票”策略、立法协议）来争夺权力空间。绿党的危机在于，它试图在不放弃价值纯洁性的前提下，通过行政手段（如致函马提尼翁宫 [F2_4 🔍]）来解决生存危机，结果必然是迷失。
当代地缘政治与生态危机的叠加，给这一困境带来了新洞见：当气候危机达到“炼狱”级别时 [F2_4 🔍]，传统的党派政治逻辑（如初选、联盟协议）可能已经失效。绿党的失败证明，如果一个政治力量不能将“生态焦虑”转化为一种全新的、超越传统左/右之分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仅仅将其作为竞选的“议题”或“标签”，那么它最终将被那些更擅长操纵权力机制的政治机器所吞噬。
专题二：技术主权的消解与“镜像模仿”：论“米奇2000”的战争认识论
乌克兰秘密复制中国无人机生产流程并制造出“米奇2000”的事件 [F14_28 🔍]，不仅是一个军事技术突破，更是一个深刻的认识论事件。它标志着在现代工业战争中，技术主权（Technical Sovereignty）的定义正在发生根本性位移：从“原始创新”转向“流程复制”。
在传统的权力逻辑中，高端武器技术的转让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如中国拒绝转让远程无人机技术 [F14_28 🔍]）。然而，乌克兰的实践证明，当技术被还原为一套可复制的“生产流程”时，这种基于禁运的权力控制便失效了。这种“镜像模仿”不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一种基于生存压力的“技术解构”——将复杂的工业产品拆解为可实现的工艺步骤，从而在敌对环境下重建生产能力。
这种现象揭示了现代战争的一种新逻辑：技术能力的获取不再依赖于长期的研发周期或外交协议，而依赖于对现有技术路径的快速逆向工程与规模化复制。在这种逻辑下，技术权力不再由“拥有专利”决定，而由“复制速度”与“适配能力”决定。
然而，这种基于模仿的技术路径也隐含着深层的风险。当武器系统成为一种“快照式”的复制品时，战争的工业化程度被推向极致，但其技术演进可能陷入一种“路径依赖”的循环。如果乌克兰的无人机能力仅建立在对既有型号的复制之上，那么它在面对同样具备快速迭代能力的对手时，将陷入一场纯粹的量化消耗战，而非质的突破。这揭示了当代地缘政治中一种残酷的现实：在技术主权被消解的时代，战争的胜负可能不再取决于谁拥有最先进的理论，而取决于谁能更高效地将他人的技术转化为自己的工业流水线。
▌ 面向学者的开放性思想追问与研究路标 (Open Horizons for Scholarly Inquiry)
- 【关于生态政治能动性的追问】：在极端气候危机成为常态的时代，传统的代议制政党（如绿党）为何在面对紧迫的现实危机时反而表现出能动性的缺失？这种“现实紧迫性”与“制度迟钝性”的断裂，是否预示着一种基于“危机治理”而非“选举逻辑”的新政治范式的必然到来？
- 【关于技术主权与模仿的追问】：当“流程复制”能够有效替代“技术转让”时，传统的出口管制与技术禁运在现代战争中是否已失去其战略威慑力？这种技术民主化（或技术碎片化）将如何重塑全球军工复合体的权力结构？
理性与情感辩证深度研判：Libération (2026-08-20)
▌ 本日全报生活世界痛感与情感政治深思雷达 (Lifeworld & Affective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报道后，以下 3 个具体事件在生活世界痛感、情感政治动员与制度理性冲突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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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党在气候炼狱中的政治内耗】
[F2_4, F4_7, F6_12]- 事件简述：在法国创下高温纪录、野火肆虐的夏季背景下，公众生态焦虑高涨，但绿党内部就 2027 年大选的联盟选项（格吕克斯曼 vs 梅朗雄）陷入剧烈撕裂，且面临党内分裂风险
[F4_8 🔍]。 - 情感政治与伦理深思切入点：宏观的“生态焦虑”与微观的“党派权力算计”之间存在剧烈撕裂。公众的生存痛感（热浪、死亡）本应转化为政治动能，却被制度化的党内机制（初选失败、门槛焦虑）所消解，呈现出一种残酷的政治讽刺
[F2_4 🔍]。
- 事件简述：在法国创下高温纪录、野火肆虐的夏季背景下，公众生态焦虑高涨，但绿党内部就 2027 年大选的联盟选项（格吕克斯曼 vs 梅朗雄）陷入剧烈撕裂，且面临党内分裂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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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米奇2000”无人机的技术复制与生存反击】
[F14_28 🔍]- 事件简述：在被拒绝转让远程无人机技术后，乌克兰团队秘密复制中国无人机的生产流程，自行制造出“米奇2000”用于在俄罗斯战场作战。
- 情感政治与伦理深思切入点：技术理性（逆向工程、流程复制）被直接转化为生存战争中的暴力工具。这种“复制”体现了在技术封锁压力下，生存本能对技术壁垒的强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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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内部权力裂痕与选举诉求的冲突】
[F12_24, F13_26]- 事件简述：前部长费多罗夫与泽连斯基决裂，要求实施「新社会契约」并举行选举，尽管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较高，但被批评在全面战争期间呼吁选举是“一个错误”且会让国家进一步动荡。
- 情感政治与伦理深思切入点：个体政治雄心与国家生存理性的正面碰撞。在战争状态下，“民主程序”的理性诉求与“国家安全”的生存逻辑之间产生了深刻的伦理矛盾。
▌ 精选核心专题理性与情感辩证论证 (The Dialectic of Logos and Pathos Monograph)
专题一：生态焦虑的政治空转：绿党内耗中 Logos 与 Pathos 的错位
2026年的夏天为法国提供了一个极端的现象学样本：一方面是热浪耗尽生命、野火肆虐全国的“炼狱”景象 [F2_4 🔍]，由此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公众生态焦虑；另一方面则是绿党内部在 2027 年大选前夕关于联盟选项的权力博弈 [F2_3 🔍]。这里存在着一种极具张力的辩证冲突：公众的 Pathos（对气候末日的恐惧与生存痛感）达到了顶峰，而政党的 Logos（政治策略、选举门槛、联盟算计）却陷入了死循环。
从制度理性架构来看，绿党内部各派系所依据的是一套典型的“选举数学模型”。他们关注的是 5% 的得票门槛、如何避免像社会党一样接受不屈法国党的立法协议以挽救颓局 [F4_7 🔍]，以及在拉斐尔·格吕克斯曼与让-吕克·梅朗雄两股不可调和的左翼势力挤压下如何生存 [F4_8 🔍]。在这种技术官僚式的政治逻辑中，气候危机被转化为一个“政治出口”或“动员筹码”。雅尼克·雅多试图构建一个跨党派的「社会-生态」集结以排除与不屈法国结盟 [F6_12 🔍]，而桑德琳·鲁索则主张建立纳入不屈派的「联盟」以实现与现有体制的决裂 [F9_18, F11_21]。
然而，这种内部的理性推演与外部生活世界的痛感完全脱节。当公众在热浪中承受苦难时，绿党领袖玛丽·通德利耶虽在抨击政府准备不足，但其政治行动最终被压缩在党内机制的纠葛之中 [F2_4 🔍]。这种错位导致了生态焦虑的“政治空转”：本应转化为制度变革的集体情绪，被消解在关于“非梅朗雄左翼”这种被批评为“荒谬”的概念争论中 [F10_19 🔍]。
这种话语温度差揭示了当代生态政治的异化：生态主义已从一种关于“生存”的伦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退化为一种关于“席位”的权力游戏。绿党在 2019 年错失的重塑机遇 [F3_6 🔍]，本质上是其未能将生活世界的痛感转化为一种超越党派机制的社会力量。目前的诊断结果是：绿党的制度理性越是精细，其与真实生活世界的连接就越是脆弱。
专题二：生存状态下的技术理性与政治合法性：乌克兰的极端选择
在乌克兰的战场与政坛，我们观察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理性”运作模式：一种是基于工业复制的技术理性，另一种是基于权力更迭的政治理性。
首先，关于“米奇2000”无人机的案例 [F14_28 🔍]，揭示了技术理性在极端生存压力下的异化。当常规的国际技术转让路径被关闭时，乌克兰采取了“秘密复制生产流程”的逆向工程手段。在这种语境下，知识产权等和平时期的法律理性被“生存正义”所取代。技术不再是创新的产物，而变成了纯粹的生存工具。这种从“拒绝转让”到“秘密复制”的转变，体现了生存本能如何强行突破技术壁垒，将工业理性直接转化为战场上的暴力效能。
其次，费多罗夫挑战泽连斯基的政治行动 [F12_24 🔍]，则呈现了政治理性与战争逻辑的冲突。费多罗夫试图通过要求举行选举和实施「新社会契约」来引入一种“民主更新”的理性逻辑。然而，这种逻辑在战争状态下遭遇了强烈的 Pathos 反弹——即对国家动荡、防备不足的深层恐惧 [F13_26 🔍]。尽管民调显示费多罗夫在假设的第二轮选举中拥有 64% 的支持率 [F13_26 🔍]，但这种量化的“民意理性”在“全面战争”这一绝对生存危机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这两者共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在极端危机中，能够获得认同的往往不是程序上的理性（如民主选举），而是能够直接提供生存保障的实用理性（如复制无人机）。费多罗夫的“政治理性”被视为一种“巨大的蠢事” [F13_25 🔍]，而乌克兰团队的“技术复制”则成为了战场上的生存支撑。这表明，在生存危机面前，制度性的 Logos 必须让位于最基础的生存 Pathos。
▌ 面向学者的伦理与社会心理开放性追问与研究路标 (Open Horizons for Ethical & Sociological Inquiry)
- 【关于“生态焦虑”政治转化的机制研究】：在气候危机常态化的背景下，为何强烈的集体生存痛感（Pathos）难以有效转化为制度性的政治行动（Logos），而容易被党派权力逻辑（如选举门槛、联盟算计）所俘获？
- 【关于“生存正义”与技术伦理的探讨】：乌克兰对无人机生产流程的秘密复制
[F14_28 🔍]，在战争状态下是否构建了一种超越常规法律的“生存正义性”？这种由生存压力驱动的技术扩散，将如何重构全球技术治理的理性边界？ - 【关于战争状态下民主程序的合法性悖论】：当民意调查的量化结果
[F13_26 🔍]与国家安全生存逻辑发生冲突时，如何界定“民主更新”与“政治冒险”的界限？